徐无闻 - 近现代 - 鲁中书画网

徐无闻（一九三一一九九三），名永年，字嘉龄，四川成都人。自幼随父学习书法，中年后得益于沈尹默、潘伯鹰。各体兼学尤于篆字、篆刻用功最勤。喜好战国“中山王器”字，所作法度谨严、秀丽俊美。生前为中国书协理事、西泠印社社员、西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徐无闻书法学术研究及其意义　　先师徐无闻是被书法界所推崇的“学者型书法家”。由其家人和刘石先生整理、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徐无闻论文集》也得以面世了。无闻师身后，其遗著出版者有《书法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与欧阳中石先生主编）、《寰宇贞石图》（整理。湖北人民出版社），由家人及学生整理出版的有《徐无闻书法集》（四川美术出版社）、《徐无闻印存》（西泠印社）、《名家临书·徐无闻临中山王厝鼎》（安徽美术出版社）。系统阅读先生论文集，尤其是关于书法篆刻的论文，屡有所获于心。今就其主要学术观点加以整理，并就其学术意义进行探讨。　　1、书法史研究　　小篆为战国文字说。1984年，先生发表《小篆为战国文字说》一文，提出：（1）、小篆在秦国至少通用了一百几十年的时间。（2）、今本《说文》小篆实是唐宋人书法，战国、秦汉小篆要自然流变得多。前者纠正了流行于当时学术界的“小篆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才应用的文字”的观点，而后者则无疑改变了书法史上将《说文》小篆等同于秦小篆的观念。　　秦汉以前的汉字，也和今天通行的汉字一样，有“正书、行书、草书”。这一观点与郭绍虞先生观点几乎一致。20世纪60年代，徐无闻先生曾跟随郭绍虞先生学习古代文论，想必其间也有关于字体的讨论；而后来对于文字学的研究，无疑也为其先秦书法研究提供了大量史实。因此，徐先生提出上古书法笔法非常丰富的观点，与一般将《说文》小篆笔法等同于先秦书法笔法的观点拉开了距离。这种观点，对于先秦书法史研究，无疑也有着相当的意义。由此可知，那种藐视先秦书法，认为先秦为书法艺术不自觉时期的观点，是缺少历史根据的。　　秦汉魏晋篆隶石刻研究。徐无闻先生生前常感叹的是书法界缺少一部好的书法史。所以，在先生研究所及的范围内，凡是与书法有关的资料都是其研究对象。在文字学、书法界影响很大的《现存秦汉魏晋篆隶石刻表》，系统梳理了秦统一六国到西晋数百年间篆隶石刻，为研究文字与书法风格的演变提供了相当便利。篆隶书体演变的研究后来形成了《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甲金篆隶大字典》贡献于学术界。这也是徐无闻先生影响及于小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从书法史研究而言，要研究秦汉魏晋书法史，这些书籍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必读书目。　　徐先生关于篆、隶书演变轨迹与篆隶书法的观点多形成于与篆隶字形的相关研究。　　关于唐代书法史研究。唐代书法史研究中，颜真卿无疑是一个重点。无闻师《颜真卿书〈竹山联句〉辨伪》从文字、笔法、结体、印鉴、题跋、文献等方面多重论证《颜真卿书竹山联句》为伪品，引证丰富，论证详备，为一篇难得的书法考辨文章。[iii]除此之外，唐代书法史方面的研究，先生还有《褚遂良书法试论》与《杜甫与书画》。前者是关于初唐“一代教化主”褚遂良的个案研究，其中对于褚遂良二十余件书法作品的考辨及其书法技法的讨论，有着相当的研究深度。[iv]此文认为：《杜甫与书画》一文中，先生拈出一个“硬”字，认为“书贵瘦硬方通神”是杜甫从优秀的书法作品总结出来的要诀，也是杜甫对当时书风的针砭。假如说《颜真卿〈竹山联句〉辨伪》为考据文章的话，那么，后二者则具有相当的思辨色彩。关于颜真卿、褚遂良书法史料的考据为唐代书法史研究提供了准确的资料，而有关杜甫书论、褚遂良书法的思辨又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思路。　　康有为卑唐是哗众取宠的偏激的谬论。这个观点与笔者最近着手进行的博士论文《晚清帖学研究》密切相关，引起了我的高度注重。对康有为的批评首见于1981年的《杜甫与书画》一文。后来在《晚清书家顾印愚》与《豪杰挺然风气外：赵熙书法简说》二文中又有许多一针见血的批评。如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里说‘碑学蔚为大国’，‘如日中天’，‘人未有不为风气所限者’，颇有天下英雄皆入彀中的气概”，“康有为在近代书法史上自有他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他持论往往偏颇，则是不利于后学的。”而徐先生所标举的顾印愚、赵熙都是挺然于风气之外的帖学书家，于二王和唐宋书法得益良多。先生一生信仰 “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箴言，不也就是这种挺然风气之外的学者吗？　　关于宋代书法史研究。徐无闻先生的文学研究多集中于唐宋文学，其书法史研究中，唐宋也为其重要关注对象。《关于宋代书法史的研究》[vi]可以说是他研究宋代书法史的总纲，涉及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研究材料、主要观点等的阐述。其中主要的观点有三：“宋人尚意”说不能概括宋代书法史，“尚法”者也大有人在；要研究宋代书法史，在研究宋四家之外，还要研究其他书法家。宋代的学术研究与书法创作关系密切，文人书法家生存条件好，学术修养高。刻帖与金石学对书法影响为研究宋代书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宋代书法史个案的研究，其《黄庭坚卒年可以无疑》、《〈成都西楼苏帖〉初笺》可为代表。《黄庭坚卒年可以无疑》一文，从文献角度论证《挥廛录》所记载有关黄庭坚史料失实问题，进而指出黄庭坚卒于崇宁四年九月三十日，是可以无疑的。看似一个小问题，实际上可以见出徐无闻先生在宋代书法史研究方面的深厚功底。与《竹山联句》辨伪一样，这篇考证文章条分缕析，言之凿凿。《〈成都西楼苏帖〉初笺》[viii]是就汪应辰汇刻东坡书迹的研究。苏东坡是无闻师一生所尊崇的人物之一，对《西楼苏帖》的研究，是东坡研究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宋代书法史的组成部分。他研究的底本是民国时期上海文明书局影印残本。先生认为，其中的东坡书法作品从24岁到晚年，完整地记录了其书法发展的轨迹。文中对此帖所见部分逐条笺证，翔实准确。可以设想，天若假年，徐无闻先生的宋代书法史论将会更加出色纷呈。　　2、书法技法研究　　腕肘悬空论。徐先生在很多场合论及腕肘悬空。这种观点既来源于他的长期实践，也与其书法史论研究密切相关。他在《褚遂良书法试论》中说：“（《雁塔圣教序》）是褚遂良肘腕悬空，直接书写在碑石上的。”执笔法中，手指与笔管之间要“指实掌虚”，腕要灵活运动，肘要悬空。虽然不能说这种方法就是执笔法的全部，但其研究精神无疑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书法取法原则：要选取经典性作品。徐先生认为，要把历来公认的、有定评的作品写熟，然后才能发现它们之间的异同。越是典范的作品包含的书法法则就越多，学习之后变化的范围就越广。这种观点主要针对晚清以来师法穷乡儿女造像以及师法个性强烈的书家的风气而言，具有矫正时弊的时代性。　　清人玉箸篆法非烧去笔锋所为。晚清以来一种观点认为，清代孙星衍、洪亮吉、钱坫等人小篆不是剪掉或烧掉笔锋而书。他在《篆隶书法简论》一文中引用小学大师黄侃为张皋文洪亮吉篆书所作批注，并结合自己实践，对黄先生 “世不得其法，以为剪笔头书，非也”之说“深以为然”。不仅如此，他还指出：“余学阳冰篆四十余年，每遇钱十兰、孙渊如、洪北江诸家篆迹，皆留神谛视，无一非有锋之笔，然此仅可为知者道，难与耳食者言也。”　　隶书“平板庸俗”原因探析。在《篆隶书法简论》一文中，徐先生认为：许多人学习隶书的结果，往往显得平板庸俗。其原因主要有三：迷信“笔笔中锋”；过分夸张“蚕头雁尾”；笔法上多作颤笔。进一步，徐先生指出，隶书书写可以有许多侧锋；蚕头雁尾为装饰性笔画，不宜喧宾夺主；颤笔不可滥用。[xi]这些主张，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书法界产生过影响，直到今天，也未尝不是值得隶书创作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破除唯藏锋中锋论，提倡重视笔法。徐先生在1983年发表的《褚遂良书法试论》一文中写到：“打破藏锋中锋正宗论，认真研究和学习古代书法名作中丰富多样的笔法，是发展当代书法的重要课题。”[xii]这种观念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是很有新意的，也是他理性地研究褚遂良、王羲之书法的结果。他晚年的隶书与行草书创作可以为证，他所临孙过庭《书谱》墨迹中，我们更可以看到大量的非中锋用笔。单凭这一点，徐无闻先生在沈尹默、白蕉、潘伯鹰以后的帖学界就应该占有重要一席。　　总体观照徐无闻先生的书法学术研究，考辨实为其一大特色。无论是关于先秦书法史料的考辨，还是唐宋书法个案的梳理，都非常突出地显示出其学术水平，而书法史论与书法创作的相互生发，又是先生学术区别于一般书法研究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