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树青 - 近现代 - 鲁中书画网

　生平介绍　　史树青（1922-2007）　　男，1922年8月16日生，汉族，河北乐亭人。当代闻名学者，史学家、文物鉴定家。1945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中文系、同校文科研究所史学组研究生。工书法，精鉴赏，尤以考古鉴定驰誉中外。曾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开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北京大学考古系研究生导师，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收藏家》杂志主编，中国博物馆学会名誉理事，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理事，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委员，全国政协教育文化委员会委员，无党派人士。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非凡津贴证书。 1996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主要著作有《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年出版）；《天安门》（合著，北京出版社1957年出版）；《祖国悠久历史文化的瑰宝》（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出版）；《应县木塔辽代秘藏》（合著，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楼兰文书残纸》（天津古籍书店1991年出版）；《小莽苍苍斋清代学者法书选》（文物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合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出版）；《中国文物精华大全》（合著，1995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书画鉴真》（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出版）；《鉴古一得》（于1998年学苑出版社出版）。书法作品如1999年3月创作的《陶渊明句联》：思逐风云上，俯观江汉流；杜甫的《春夜喜雨》等。　　主要研究工作为《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担任全书主编。内容包括馆藏全部有关法书资料：甲骨文、金文、陶文、玺印、篆刻、碑刻拓本、墓志、法帖、晋唐文书、晋唐写经、战国秦汉唐宋元墨迹、明墨迹、清墨迹、明清扇面墨迹、近代书札等，全书十五卷，中文版将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前十卷日文版已于1995年在日本东京都柳原书店出版。《旧稿诗词集》、《书画过目丛考》、《金石拓本题跋集》，尚未整理编辑。　　自1995年以来，曾参加河南郑州二里岗商周战国遗址发掘、河北易县燕下都战国遗址发掘，山西侯马遗址调查及浙江河姆渡遗址调查等。1980年调查、鉴定江苏连云港孔望山石刻群，提出是我国最早的佛教石刻，早于敦煌石窟、云岗石窟200年，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孔望山石窟为我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58年参加中国科学院新疆少数民族社会调查，曾至乌鲁木齐、喀什、和阗、民丰、伊犁、塔城等地调查少数民族历史，编写简史、简志，参加哈萨克族简史、简志的编写工作。　　1959年建国十周年，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负责文物藏品征集保管工作，并担任明清陈列组副组长。1972年根据国务院周总理指示，举办我国出土文物展览赴各国展出，由壬冶秋同志负责，成立了出国文物展览工作室，并由国务院任命夏鼐为业务组长，宿白、史树青为副组长，自1973年起分别参加文物出国展览代表团，赴法国巴黎、加拿大多伦多、日本东京等地展出，博得好评。　　自1984年应外交部之聘，由该部行政司司长吕璋琪带队，赴美国、印度、巴基斯坦、缅甸、泰国，鉴定驻外使馆所藏文物，作为国家文物保护工作和外交部清点财产的工作之一，完成了任务。　　自1947年至历史博物馆工作50余年，始终抱定爱岗敬业、刻苦学习的宗旨，遵照国家文物局对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要求"制度健全，账目清楚，鉴定确切，编目祥明，保管妥善，取用方便"为工作方针。不但协助领导作好博物馆陈列、保管及宣传教育工作，还为培养青年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培养提高业务水平，尤其要学习邓小平理论，指导一切工作做出了贡献。　　在弘扬祖国文化传统方面，做到热爱祖国，团结国内外人民群众。1993年受聘为日本广岛毛笔博物馆顾问，1994年受聘为马来西亚艺术学院兼职教授，1996年受聘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前博物馆客卿顾问。　　史树青先生与自得门生荣宏君2007年11月7日凌晨1点，闻名学者、史学家、文物鉴定家史先生因心脏衰竭抢救无效，在阜外心血管医院去世，享年86岁。　　先生一生对青年后辈提携之至，弟子众多，但大部分都走出书屋下海经商了；一子一女，都未继续老先生的事业，儿子在出版社工作，女儿做财务贸易；对这些，他不无遗憾，却非常理解。史树青先生的关门弟子是青年画家、文物鉴定家荣宏君。两人相交8载，师徒感情甚深，相关轶事已传为业界佳话。目前荣宏君正在征集和整理史树青先生生前的书信、题字和遗作，即将成书出版。　　 []一生传奇　　史树青：鉴定国宝的“国宝” 　　还在上中学时，他只花两毛钱就从旧货市场买得一张“丘逢甲”的画。这幅画现在是国家一级文物；１９６５年，越王勾践剑破土而出，他作为最年轻的专家同郭沫若、于省吾、商承祚等大师汇聚荆州，释读破解“天下第一剑”；从业６０年，他鉴定文物达百万件，为国寻宝无数……他就是我国文物鉴定专家，人称鉴定国宝的“国宝”——史树青。　　鉴藏年少独名家　　北京魏公村韦伯豪家园，史树青的新家宽敞明亮。桌子上摆放着一些书刊、一只黑柄的放大镜和外形各异的石雕小玩意。85岁的史老坐在宽大的布沙发上，微胖的脸，短而白的头发，说起话来，思路清楚，中气十足。　　“我8岁跟父亲到北京，后来上了北师大附中。附中可不得了，毕业的学生藏龙卧虎。”他翻开校友录，笑着说：“我没他们有名。” 　　师大附中在琉璃厂四周，史树青放学后经常到那儿逛。一来二去，他就和许多古玩店老板混熟了，听着老板讲古玩的段子和规矩，他的眼力慢慢练出来了。“我当时花两毛钱买到丘逢甲的画，我知道他是台湾的诗人啊。我感觉人名很重要，研究学问不记人名是不行的。”史老说。“我能记5000个人名。”小小年纪，就有如此眼力。中学毕业他的老师赞道：“书画常叫老眼花，鉴藏年少独名家。”1945年，当史树青从北平辅仁大学毕业时，他已经在书画鉴定界小有名气了。　　史老说，看一个文物、字画，必须要探源。“一要言之有物，二要遇物能名，像生小孩起个名，书斋起个斋名，好多考古新发现，不知道起什么名不成。第三要见物见人，要知道字画、铜器等文物的来历。” 　　新中国成立后，史树青和其他同志一起受命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他负责文物藏品征集保管工作，并担任明清陈列组副组长。　　他与启功、杨仁恺、徐邦达并称为我国“四大文物鉴定专家”。他鉴定的文物精品不计其数。其中，他对孔望山的研究尤为世人瞩目。　　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石刻，世人一直认为是孔子及其弟子像，史树青考察后认为，那是佛教题材的早期宗教造像群，开凿的年代为东汉，比敦煌石窟早200年。这一新发现，对我国雕刻艺术史、佛教史和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孔望山摩崖石刻，开始大家以为是孔子给弟子讲课。实际上是释迦牟尼死了，弟子举哀的场景。”史老说。　　为国家“捡漏儿” 　　古玩行里把花很少的价钱买到值大价钱的真货叫“捡漏儿”。史老从小到现在，对“捡漏儿”总是乐此不疲。　　他捡的第一个漏儿就是丘逢甲的画，他把画捐给了国家博物馆。1952年，他“捡”到一幅成吉思汗半身像。“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史老说：“我一小学同学，叫崔月荣，跟我一般大，她在燕大上大学。她长得挺美，抗战到重庆去，嫁了个公子哥。她把一幅成吉思汗画像让我鉴定，要卖。”这个公子哥是蒙疆使者陈宧的儿子。“当时不记得给了人家3元钱，还是5元钱”。这幅画像后来经过张珩、启功、徐邦达等专家集体鉴定，是元朝的作品，定为一级品。这是现存最早的成吉思汗画像。　　国家博物馆还藏有另一件重要文物：“成吉思皇帝圣旨金牌”。“有一个人到历史博物馆来，要卖给我们这个牌子，接待的人说是假的，不要。我一看是好东西，还是成吉思的时代，还不称汗。” 当时，史树青的工作是负责文物的征集鉴定，没有决定购买文物的权力，几经周折才买下来。“成吉思或成吉思汗的文物流传下来的很少，这枚圣旨金牌是国内仅存的成吉思文物。”“我从中学就开始收藏东西，你当假的卖，我当真的买。”史老笑道。“最近又捡了一宝贝。” 　　一个月前，史老路过廊坊，在旧货市场花200元买得一长着翅膀的石雕小人。史老拿起桌上的小人说：“这是汉代石雕羽人像”。他翻开一本孙作云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指着里面的一些图像说：“这些都是平面画，石雕的很难得”。　　老来天真性更直　　“年纪大了，反而像个小孩子，动不动就发脾气。”史老夫人夏老师说。“他对越王勾践剑的事老大不开心。”去年4月，史老在北京大钟寺地摊上发现一把青铜剑，他认为是越王勾践剑，当即花1800元将剑买下。“后来有的专家认为是假的，博物馆不收。”史老又加了一句：“老伴儿和我女儿也认为是假的，只值200块钱。”为了这事，史老写了一首诗：越王勾践破吴剑，鸟篆两行字错金。得自冷摊欲献宝，卞和到老是忠心。史老叹了一口气说：“学术上的事有时是没定论的。不管是真是假，我又不是自己要，我的心是真的。”看到史老有点生气的样子，夏老师说：“不争论，不争论，身体要紧。”夏老师说，史老心脏不好，去年住了半年的院，现在脚还有点浮肿。　　搬家的事也让史老不大兴奋。“几万本书放在旧宅子，老伴看不上这些‘破烂’，不让往新房子搬。”史老瞅了夫人一眼说。说到学问继续，史老说：“我曾带过五六个研究生，大都做买卖了，开拍卖行，赚大钱。这样怎么行啊。”虽然退休在家，请他签定文物的人还是络绎不绝。对此，史老的看法是，做文物需要专业知识，要有眼力，抱着发财的思想，急功近利，肯定要上当的。　　电话铃响了，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冯其庸打来的。原来冯先生刚刚派人送给史老一本自己的书画集。史老很兴奋，大着嗓门嚷嚷：“无以报，无以报啊！”“我是他们国学院的顾问”，史老说。“弘扬国学这事很好，哪天我要去那儿讲两堂课。” []纪念文章　　1.史树青先生纪事————怀念恩师史树青先生荣宏君与史树青先生在《大家》栏目　　作者：荣宏君 2008年11月14日荣宏君艺术网来源：北京晚报　　树青先生离开我们快一年了，这段日子里我经常回忆起和恩师在一起的时光。先生平生所做的一些大事也多为世人所知，那么我就说一说与先生相处时的一些小事吧！　　二○○三年夏，应大连友人的邀请，我陪史先生及师母到大连避暑，朋友把我们安排在一家酒店，并派一工作人员全程陪同。史先生是全国知名的学者文物鉴定家，且年事已高，为了表示敬重和起居方便，友人给史先生夫妇安排住了套间，没想到史先生一进房间便闹着换房，老先生直说：“这还了得，这还了得，一定换标准间”。经过先生的抗议及工作人员的请示，最后给史先生换了标准间，自此我陪先生数次外出，先生无不说着同样的口头语，把套间换为标准间。　　大连是靠海城市，盛产海鲜，所以每餐都安排各类海产品，由于我们用餐人少，难免时有剩余，老先生便大声向服务人员抗议：“太浪费，一定多减去几个。”由于老先生不断地要求减菜，后来只剩下简单的四菜一汤了。　　史先生在生活中的节俭是出了名的，一身中山装穿了几十年，没见他换过什么新衣服，更不用说什么名牌服装了。平时在外吃饭，无论饭菜剩下多少，老先生一定要我们打包带回。但是在买书和收藏与文物有关的物品上老先生却出手大方从不吝惜金钱，碰到好的书籍，史先生不论价格，一定购买若干分送弟子。我曾听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讲过一件事，民国时期史先生曾出资帮闻名诗人顾随先生出诗集，该书用纸考究，印刷精良，耗资不菲。几十年来，史先生从未说起过此事。记得先生曾说过一副联语：“无事不出门，有钱便买书。”老先生对物质的享受要求极低，而一生的精力和财力都用在了做学问和他钟爱的文物事业上了。　　史先生早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幼喜读书，性近文史，一生饱学，且记忆超人。每当有人盛赞先生的学问时，史先生无不谦虚地感谢老师们的培养，比如史学家陈垣先生、于省吾先生、顾随先生以及亦师亦友的启功先生。正因为对诸先生的感念，史树青先生对待向他问学的年轻人无不珍爱有加，倾心相授。追随史先生十余年，对于先生的无私授业我是深有感慨。二○○二年我偶然得到已故闻名书家郑颂先先生写给史先生的一封长函，及怀素圣母帖书法一帧，我告诉先生想把这段逸事写出来，先生不顾年迈之躯，从民族大学赶到东单东堂子胡同老宅，翻箱倒柜给我查资料，帮我考证郑先生的身世以及上世纪六十年代郑颂先生与张伯驹先生共同创办中国书法研究社的经历，助我完成这篇小文并发表于当年的《收藏》杂志。　　在从史先生读书之余，我的职业是绘画，由于没有别的收入，我就以卖画为生。先生经常询问我的生活情况，关心我的事业发展，每逢我举办画展，先生必亲临捧场，并向众人极力推荐我的作品。有一段时间画卖得不好，老先生知道后把我叫到国家博物馆，为我的作品题跋，有了先生的提携，作品自然是“畅销”了，每当我想起这些莫不热泪盈眶。此生只有以努力读书画画来报答先生的恩情了。　　史树青先生北平辅仁大学毕业后，经余嘉锡先生的推荐，分配到北平国立博物馆工作——即今天的国家博物馆。自此，先生便开始了为国觅宝护宝的生涯。先生一生为国家博物馆征集了无数的文物，最知名的有成吉思汗皇帝圣旨金牌，赵孟■书法册页以及闻名于世的成吉思汗画像。史树青先生一生喜爱文物，无论他出差到何地，第一选择便是去考察当地的文物市场。他常说：“沙里觅金，人弃我取，才是收藏的最大乐趣所在，而收藏家的最高境界则是藏宝于民献宝于国。”先生这样说，他的一生也在这样实践着他的诺言。　　惊悉史树青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我痛心不已，当时曾写下挽联纪念先生，今录如下再示对先生的怀念：　　砚泠墨残竹影书屋失旧主自此再有疑难无问处　　情悲意寒品一草堂别恩师奈何只能锥心哭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