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我不能说是没进步，至少我对自己有了比较深刻地了解，发现了自己的出身，社会所给我的影响是多么有害于我的进步，更发现过去自己的肤浅（虽然现在我仍能较有含蓄或修养）认识不够清楚，这些我都希望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尽量地提高。和二姐曾谈过（她今天来看过我），她颇有意入人民革命大学，整个对政治理论可有些了解，再能出来工作，我也很赞成。

……记得去年暑假我曾说过想学古典舞，但今天我学的是人民的艺术，民间形式的舞，而不是那些为资产阶级茶余饭饱之消遣欣赏品了。

这封信通体弥漫着自我改造的气息，而今，这种气息也弥漫到了黄苗子和郁风周围。郁风终于决定，和当时所有来自敌占区的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一样，让自己在“革大”的熔炉中再锻造一次，以便除去身上残留的、不够“革命”的任何尘埃。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座落在北京西郊的西苑，步行到颐和园大约需要二十分钟；这里曾经是抗战前二十九军的营房所在地：一所大院子里，分布着十多座两层高的小楼，楼房的间距约为五十米。进入“革大”后，学员的衣食住行便和所有革命干部一样，实行供给制，有别于“留用人员”（保留原先职业的人士）实行的工资制。学校的教材主要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的著作。学员们在学习后，要写学习体会，并在毕业前写出思想总结，对自己的过去进行反省。

在1949年年底的报纸上，不时能读到一些著名文化人的反省文章。11月27日，《人民日报》登出了美学家朱光潜的《自我检讨》，这是知识分子最早的公开检讨。一个多月后，社会学家费孝通和哲学家冯友兰也相继发表文章，进行思想反省……和他们一样，黄苗子、郁风也在“革大”不停地写着学习体会，对自己的过去进行拷问和反思。

黄苗子和郁风曾经在校园里照过一张合影。照片上，郁风身着棉军装，斜背着军用挎包，头戴军帽，围一条深色围巾；黄苗子则穿着深色长大衣，左臂夹着文件夹，只是在头上戴了顶军帽。俩人并肩站在墙前，微微笑着，平淡中怀着憧憬。

1950年春，王昆仑来到“革大”，在找到黄苗子、郁风后，悄悄对他们说，自己约了江青出来吃饭，地点定在丰泽园，希望老朋友也能到场。如今，王昆仑的身份是“民革”中央宣传部部长。

来“革大”学习后，黄苗子和郁风多数时间都呆在学校里，只有周末才回到“栖凤楼”。吃饭那天，黄苗子、郁风提前从学校回到住处等候江青。江青坐着中南海的轿车如约而至；除了司机，她只带了一名警卫。在捎上黄苗子夫妇后，轿车继续向丰泽园驶去。这天，江青穿着件藏青色缎子料、丝绒衬里，似乎经过改良的列宁服，头戴鸭舌帽，显得时髦而且精神。

东道主王昆仑已经在丰泽园的大雅间等候多时。交谈时，大家很自觉地避开了一些国家大事，包括毛泽东的私人生活。看得出，江青心情愉快，而且同以往一样，丝毫没有架子，说话办事利落、爽快。他们谈起了当年的上海妇女俱乐部，影星陈波儿如今是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艺术处处长；郁风在学习的间隙，依然坚持为《文汇报》写稿，详细报道“革大”的教育状况及学员们的生活……身份特殊，没有被安排工作的江青流露出些许苦闷，她说，自己也很希望能和大家一样，投身到沸腾的新生活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