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泽园的聚会过去不久，江青再次打电话给郁风，约他们夫妇去中南海吃便饭。接黄苗子夫妇的车很快来到，这一次，则是驶向了江青住处。毛泽东不在，见面的气氛因此轻松了许多，但话题依然仅仅局限于叙旧、寒暄。

8月，黄苗子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担任秘书，同时进入鲁迅夫人许广平领导的文艺调研组工作；9月，郁风也毕业了，被分配到中国美术家协会任办公室主任，并于11月起，开始在戈扬主编的杂志《新观察》兼任副主编。在《我的自传》中，黄苗子平静地回顾了这段经历：

1949年我初到北京，参加过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一年多的学习。于是，我每次填写履历，都堂而皇之地写“大学程度”了。

黄苗子夫妇依然住在“栖凤楼”，不过搬到了一层。在一楼，《新民报》办事处旁边，一直有套带大厅、卧室、浴室的房子无人居住，仅仅堆放着一些杂物。这套居室面积一百余平米，是戴浩预留给“二流堂”老堂主唐瑜的“公馆”。

在《二流堂纪事》中，唐瑜回忆：

那时我在部队宿舍，此屋一直空置。后来八一厂向苏联订购的电影材料，只来了一批乱七八糟的药粉，无处堆放，把这一百余米的房屋堆满了。邻居《新民报》的职员写信到军委告状，说我在栖凤楼搞囤积居奇。药粉搬出后，此屋乃让与苗子、郁风入住。……楼上住盛家伦、戴浩、虞静子。

成为北京文化人集散地的“栖凤楼”很快也成了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名流往来的中转站。当年在重庆与“二流堂”相熟的共产党领导人，如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廖承志、乔冠华、夏衍、陈家康等，如今也依然是“栖凤楼”的常客。

在上海工作的夏衍，每次来北京，总会去“栖凤楼”和友人们小聚。此时，夏衍已经享受兵团级首长待遇，每逢外出，总有一名持枪警卫不离左右，夏衍因此自嘲“男起解”。间或，夏衍也会甩开警卫，独自前来“栖凤楼”；这在他是难得的放松时刻。

转眼到了国庆一周年，整座城市再次陷入狂欢；市民们白天游行，晚上蜂涌到天安门广场去看烟花。郁风的母亲正好前了阵从上海过来，这天晚上，也兴致勃勃地跟着郁风去长安街看热闹。走到北京饭店时，正觉得拥挤难行，突然，一张熟悉的面孔和郁风打了个照面。于是，在熟人的带领下，郁风和母亲登上了北京饭店楼顶；这里位置高，可以俯瞰焰火。让郁风稍稍有点意外的是，毛泽东夫妇也在这里，身边还围着许多国家领导人。江青看见郁风，半开玩笑地叫着“大风”（上海伙伴对郁风的习惯称呼），把郁风和她母亲向毛泽东作了介绍。毛泽东一面和郁风握手，一面操着湖南口音笑道：“哈哈，大风起兮云飞扬！”许多将军好奇地朝郁风看过来，郁风有些紧张，赶忙带着母亲走开了。

这是郁风最后一次见到江青。1951年年初，电影《武训传》上映，因为宣扬乞讨兴学，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了争议；5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认为电影在思想走向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7月23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经毛泽东亲笔修改过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指出武训是一个“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最初的讨论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大批判。年底，江青出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开始主抓这项批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