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受到新生活带给黄苗子的热烈鼓舞；一个新鲜而令人激动的时代，正向他走来。

郁风此时的身份是香港《文汇报》的驻京特派员。依然处于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人，对新中国的成立充满着好奇、关切。在《文汇报》总编辑孙师毅的要求下，郁风每天都用电报方式往香港发稿。在采访、报道完开国大典后，郁风很快又去了上海，参加上海妇女代表大会。

施小妹是五卅运动时期知名的女工代表，这时也作为妇女代表出席了大会。郁风在对施小妹进行专访后，写出了专栏文章：《施小妹血泪斗争史》，并亲自为施小妹、顾玲娣、归素贞三人画了速写，同时刊登在10月25日的《文汇报》上。在题记中，郁风写道：

每一个中国工人都有一篇血泪史，在今后成为新中国的主人应该是不会再有了。然而，这血迹斑斑的史实还是应该历历在目的。特别是在更艰苦的条件下暗中摸索的上一代，他们的斗争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几天后，上海妇女代表大会闭幕，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来到了会场与代表们见面。郁风当场为陈毅画了一幅肖像速写，并请陈毅签名留念。10月28日，即代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这幅速写以《陈市长和他的签名》为题发表在了《文汇报》上。

黄苗子夫妇来北京后，一直租住在东单的一所小院里；小院前门为西观音寺34号，后门为栖凤楼61号，熟悉此处的人喜欢叫它“栖凤楼”小院。

1946年，戴浩和金山在国民政府安排下由重庆前往长春接收电影制片厂，往返时经常路过北京，便花四根金条买下了这所小院；如今，这里成了重庆“二流堂”在北京的新址。院内排列着六间平房和一幢楼房：六间平房里租住着吴祖光、新凤霞这对新婚夫妇，楼房一层的大厅及两间侧室则被《新民报》租下，做了驻京办事处，《新民报》负责人陈铭德携夫人邓季惺时常来此居住……黄苗子夫妇住在楼上，房间门正好和戴浩本人居住的那间相对。

11月，黄苗子和郁风换上了当时最流行的服装——黄色棉军装，双双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班学习。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是在解放军进城后成立的一所大学，一般简称“革大”，以便和另一所大学——华北大学相区别。“革大”的政治研究院是专门为黄苗子这样来自国统区的人士设立的学习机构，他们将在这里接受被安排工作前的训练。

接到学习通知时，黄苗子正在前门外的一家招待所里。这份由统战部下发的通知上说，他们可以以自愿填表的方式进入“革大”学习，黄苗子当即决定报名参加。随后，他写信给正在上海采访妇女大会的郁风，说服她和自己一起报名。

接到黄苗子的来信后，郁风进行了一番思索：来上海前，自己曾接到乔冠华经由冯亦代的转告，说已经决定安排她去国际新闻局工作。既然有了工作去向，郁风便不一定非得再去“革大”进行一番洗礼；何况，多年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在郁风心中，一直是将自己同那些民主人士区别开的，她也并不愿意，即便到了解放后，还被人们看作“官太太”。

她想起了四妹的一封来信。早在六月间，四妹郁晓民在随军队进入上海城后，曾给身在香港的郁风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到自己目前在全国青年民主联合会下的文工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