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下旬，黄苗子和郁风到了北京。整整二十天，他一直沉浸在北京的古文物堆里：参观展览、翻阅有关文件、和文物界人士接触……文物能否在战火中保存完好，是包括黄苗子在内的众多文化人的一块心病。

倘佯在郁风的出生地，这座古老的都城让黄苗子十分着迷，在《旧北京》一文中，他写道：

北京建都至少有六百年，这里每一条小胡同、每一家人家，都有传统的、古朴的结构之美，用砖雕成人物花鸟的门装饰，以至最朴素的居民门墙屋瓦，也都有它特殊的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

参观中，黄苗子见到了这年4月30日从太行山运来的一部藏经。经文共四千三百三十九卷，分装在四十二口箱子里，因为一直保存在山西赵城广胜寺，所以又被称为“赵城藏”。相传在金代，一位信佛的女子崔法珍，耗时三十年，依据宋代的“开宝藏”翻刻了这部经传。

“开宝藏”已经失传，“赵城藏”则于1933年被发现，当时曾在学术、佛教界引起轰动。1937年，赵城沦陷，看守经文的老和尚担心经文被日军劫取，便于惊慌之中，向赵城附近的游击队求救。游击队的领导者之一正好是史学家范文澜，在闻听此事后，便立刻派队前往广胜寺。在护送经文出城的途中，游击队与日军遭遇，八位战士不幸蒙难。后来，游击队将经藏秘密放进了太行山的煤洞里，每年都会派人去检查一次。

在北京图书馆举行的座谈会上，著名考古学家向达教授说：“从前国民党特务造谣说共产党不要文化，这部经卷的抢救保护，就是最好的回答！”这句话在黄苗子心中引起了共鸣，10月19日，他写下了《旧文物的新生》。11月1日至3日，上海《文汇报》在第一版的显著位置连载了这篇文章。

在题记中，黄苗子写道：

这里向大家综合报告我在北京短短二十天中所见所闻关于中共中央和各级政府怎样保护文化遗物和古迹，怎样用新的方法加以整理的事实。并参考了所搜集的各种法令和各地零星新闻报导，材料如此丰富，只能摘要地写出来，远地关心旧文物的读者也许会感到兴趣的。

在国内外反动派所制造的无数种谣言中，“共产党毁灭旧文化”也是其中之一。但是这里所有的真实材料告诉我们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淆乱黑白的说法。

他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曾置身其中的国民党政权：

有不胜枚举的例子，证明封建魔王买办官僚对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是毫不爱护的，是“予取予携”，把人民血汗的结晶，从广大人民中随意掠夺而去，这种“家天下”，“朕即国家”的荒谬念头，是根深蒂固的存在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及其徒众中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集团，自己本身就只有家族观念，没有民族观念。只有武力与金钱，没有文化，摧残古代文物在他们是毫不足异的。即使有极少数附庸风雅的官僚，把古代文物当作鸦片烟、姨太太来满足个人的赏玩，或者目不识丁，借来装点门面的，当然也歪曲戕贼了这些古物文化，因此，我们所得铁一样的定论，恰与反动特务所造的谣言相反的是：“国民党反动集团毁灭文化！”

对于新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黄苗子也提出了一些设想：

新中国对于旧文物的收集整理，今后将是一件异常繁重的工作，因为它本身的意义重大，和旧时代只作为生平点缀作法不同。同时，也因为和土改政策配合，所收文物必然较前增加千百倍之多，就以中国宗法社会所重视的家谱一项而言，将来在以地主大族私人收藏中新发现出来的，估计就有可观的数字，如果加以彻底整理，将是民族文化史上一件极重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