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1日拂晓，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强渡长江，战线东起江阴，西至湖口，长达千里。23日，解放军攻破南京，并迅速占领苏南、浙东、闽北、赣东北广大地区及杭州、南昌等地。解放的枪声离上海越来越近了。

5月初的一个下午，黄苗子去国际饭店参加了一场同事的婚礼。四点左右，他回到位于外滩的中央信托局办公室时，发现上海公安局经济科科长正等在那里。这位科长要求黄苗子和信托局副局长罗吟圃一起去趟警察局。罗吟圃是这天的值班副局长。信托局局长沈熙瑞已经于一周前去了广州，打算把上海总局的资金尽可能地转移到香港，黄苗子则代表沈熙瑞留在上海进行联络。

在汉口路的上海市公安局，黄苗子看到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的负责人宋翰章、陈采六等也在。科长口头转达了他们局长、军统头子毛森的命令，指责这些金融机构“破坏战时金融政策”。黄苗子这才明白公安局为何找上自己。

一周前，这几家银行和中央信托局的全体职工包围了各自所在机构的负责人，要求给大伙发放安家费以备不测。这次围攻看得出有组织，有计划，中央信托局局长沈熙瑞在办公室里呆到深夜依然无法脱身。黄苗子等人见状，只好在半夜向中央信托局董事长、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电话请示。得到批准后，是日清晨四点，职工代表和黄苗子等人驱车来到了中央银行金库，当场给每位职工分发了四两黄金、六十块银元。至此，沈熙瑞才得以自由，并随即飞去了广州。

毛森要求这批金融界官员立即收回发放的金银，否则不能离开。黄苗子等人面面相觑，彼此心里都很清楚，已经散发的金银无论如何是没法收回的了；毛森这么说，其实是希望各个金融机构向警方交纳一笔可观的保释金，以便在逃跑前再捞一把。

黄苗子想到了蒋经国。他知道蒋经国这几天在崇明岛；为抢运物资到台湾，蒋经国每天都坐镇到深夜。正好，信托局副局长骆美中在前几日去过崇明岛参加会议。黄苗子立即给骆美中打电话，在问到蒋经国的联系方式后，又迅速拨往崇明岛，却一直无法联系上。

直到午夜三点，黄苗子将电话拨到蒋经国在上海的寓所时，才终于和蒋经国通上话。蒋经国因为和俞鸿钧一向关系密切，所以对黄苗子也有所了解。黄苗子汇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明此事是由上级决定，他们几人无从负责。蒋经国听完，答应立即给毛森去电话。

在和蒋经国通完电话后不久，依然还是那个科长出来，说毛森吩咐，让在场的人立一张字据，承诺在两周内将发出的“安家费”如数收回，并承认这次“发放事件”纯属扰乱金融。字据写出后，黄苗子等人逐一在上面签了字。

这是戒严时期，夜间不可以外出，黄苗子等人必须等到天亮才能离开。在公安局对面的汉密尔登大厦，住着黄苗子的一个朋友。在想办法和这位朋友取得联系后，黄苗子等六、七个被扣的金融界人士终于在警员的护送下，离开了公安局。穿过马路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在心底长出了一口气。

为避免两周后毛森依然穷追不舍，黄苗子和郁风决定不再固守上海，而是于5月7日改名登机，去了香港。

在他们飞离上海二十多天后，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了上海；郁风的妹妹郁晓民也是进城大军中的一员。在郁风离城前，本来已经和陈白尘说好，作为美术界人士迎接解放，可变故突发，陈白尘便推荐郁风的另一个妹妹郁隽民加入了美协。

抵达香港后不久，在孙师毅主编的《文汇报》上，黄苗子借用笔名“田圭”发表了《从徐堪看崩溃中的蒋朝财政》，矛头直指蒋氏王朝的最后一任财政部部长：

蒋政权的末路，军事和财政同时崩溃。军事的崩溃表面上还没有什么，只是奸淫掳掠苦了前线的老百姓，财政经济的崩溃则是一发不可收拾，全国上下除了豪门猾吏可以混水多摸几条鱼之外无人不受其祸害……

（注：指徐堪）圆滑时圆滑得迷人，毒辣时毒辣得骇人……今日为敌，明日为友，只讲利害，不讲交情，联甲倒乙，联丙倒甲，是其所长……

徐堪曾在金圆券政策彻底失败后，又大量发行银元券；这个政策使民众饱受其害，同时也将民众对蒋政权的失望又一次推向了顶点。黄苗子指出：

银元券是空头的，跟历次的币制改革一样，老百姓的当已经上得叫苦连天，可是笨拙的蒋朝财政官僚们，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还是只有继续行骗，明知这一成不变的骗局已经一无价值，但是因为这是榨取人民的唯一办法，也只好在骗不了人的时候骗了自己。

在文章最后，黄苗子提到了在南京发生过的一则逸闻。当时，《新民报》以“胡适何适”为上联征求下联，居然很快就有人应之：“徐堪不堪”。

徐堪也罢，其他“猾吏”也罢，都不过是蒋氏王朝没落时的一缕阴影。1949年9月，在周恩来的指示、安排下，黄苗子、郁风由香港出发，乘船经青岛去往北京；迎接他们的，将是10月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