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最后一场关起来闷打中，高集是惟一还了手的。他看见三个女子被他们打着，撕头发，蒲熙修则伏在雷洁琼身上，她的背和臀部被大皮鞋踩着踢着，他实在忍不住了，一面骂他们的野蛮，一边冲开打他的人，奔过去想替她们解围；但几次被踢倒，直到他自己被打昏了。

今天，在高家我看到高太太高汾的脸苍白得可怕。她要忙着招呼客人，听电话，招呼病人，写电报稿给《大公报》。……今天上午，她已收到《新民报》陈铭德社长的慰问电。他们自己的报馆却到下午七时止尚未收到任何一句话。但高汾虽然还忙着打电话草电报，神气是又沮丧又寒心。

昔日重庆“二流堂”的朋友们，都陆续来到了南京；位于南京莫干路的黄公馆，依然是佳客满座，访者云集。

困厄的时候，黄苗子依然和文友们作诗应合，只是多了些许调侃。1946年底，乔冠华被派往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苗子听说后，便写下“书翻费尔巴哈论，饭吃高罗士打行”的句子寄了过去。乔冠华去香港后，的确经常在皇后大道的高罗士行（酒店）会客、吃饭。看到黄苗子的来信，乔冠华莞尔之余，也在复信中“赠答”：“见说黄苗子，如今大不同，衔多名片阔，肚大裤裆空……”

郁风的妹妹郁晓民已经去了上海读大学。她在学校担任文艺部长，和姐姐读书时一样，也是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学生运动中，郁晓民被抓过好几次。一次，为躲避搜查，黄苗子将郁晓民安排住进了南京中央银行招待所。凑巧金山也暂时住在这里。再次来招待所时，黄苗子给郁晓民带来了一堆书：是历史、哲学方面的书，与政治无关。见郁晓民穿着工人服装，苗子又让她去烫发，恢复成小姐模样，然后和金山结伴逃往上海。

虽然每当郁晓民遇到麻烦，黄苗子总是很着急，晓民却一直对姐夫的“官僚”身份怀有敌意。黄苗子以过来人的身份表示理解，他笑眯眯地对晓民说：“你不要把我看成一个官僚，人可以扮不同角色。可以以不同方式做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情。”

局势紧张的时候，由于黄苗子的特殊身份，莫干路21号也曾经是一些左翼文人的避风港。

1947年5月20日，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学生在南京组成请愿团，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游行。在军警和学生的冲突过程中，郁风把妹妹郁隽民、《大公报》记者高汾等人拉到一块，毫不客气地拦住了警察的马队。碍于高汾等人的记者身份，军警并没有在现场采取过激的举动。但到了6月初，高汾却突然得知，自己已经在特务的逮捕名单上。为避风头，她和高集便暂时藏进了黄公馆，一直等到黄苗子向吴铁成求过人情，确认外面已经没有风险后，才得以重新回到自己家中。

王昆仑也是黄公馆的常客。自从1940年在重庆，黄苗子在郁风的介绍下与王昆仑结识后，俩人就成了知己。身为国民党立法委员、中央委员的王昆仑常常仗义直言，他不畏权贵的做派让黄苗子很是欣赏。王昆仑经常在夜间造访黄苗子，在财政部的办公室谈政治也谈文艺。黄苗子明白王昆仑和中共地下党的关系，所以，每当王昆仑遇到紧急情况需要经济帮助时，他总是予以资助。吟诗唱和时，黄苗子曾写道：“撒手尘沙应一笑，凄风玄夜为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