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谈判结束后，考虑到上海即将重新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杨培新和同事们便计划着去上海创办《商务日报》。为了在上海打开局面，杨培新和黄苗子商量，决定请俞鸿钧、吴铁成帮忙写介绍信。在黄苗子的介绍下，杨培新见到了吴铁成的秘书汪公纪，并经汪公纪引荐，面晤了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吴铁成。在问清杨培新和黄苗子的关系后，吴铁成嘱咐汪公纪执笔，按照杨培新的要求写下八行书，要求各方面对《商务日报》予以关照。俞鸿钧这边则由黄苗子亲自执笔，分别致函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社会局局长吴开先以及内政部部长张厉生说，《商务日报》为工商界喉舌，对抗战救国有很大贡献，应该准予发放报纸登记证。此外，黄苗子还以俞鸿钧的名义致函上海敌伪产业管理局局长刘攻芸，要求从已经没收的敌伪产业中拨给《商务日报》营业部和宿舍。

1946年5月，国民政府由陪都重庆迁回南京，重庆的国民政府官员也都陆续离开，去了南京或者上海。黄苗子、郁风到达南京后，搬进了莫干路21号：一座花园簇拥着两座紧密相连的三层小洋楼。这里本来是汪公纪的私人住宅，黄苗子一家搬来后，住进了其中一栋洋楼。

此时，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开始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内战眼看一触即发。6月16日，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选出十一名代表组成了上海和平请愿团，决定赴南京吁请和平。23日，在上海各界数万人士的欢送下，请愿团从上海北站出发，并于下午七时到达南京。但就在代表们刚刚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突然遭到数百名化妆成苏北难民的国民党特务的辱骂、围殴。这场围攻持续了四五个小时，直到晚上十一点左右，国民党当局才派宪兵到现场“维持秩序”。当受伤代表被送到中央医院救治时，已经是24日凌晨。

24日早晨，得知消息的郁风匆匆赶赴中央医院采访。请愿团团长，年过花甲的民进党领导人马叙伦因为受伤而无法开口说话；刚刚从昏迷中恢复知觉的学生代表陈震中正笑嘻嘻地托人打电话给上海学团联，让他们帮忙补办一份证件：在混乱中，他们的财物都已经被抢得不知去向；妇女代表雷洁琼向郁风展示了自己昨天挨打时所穿的蓝纱旗袍：旗袍从胸口处一直开裂到腰部，整件衣服遍布着黑色的污泥脚印，胸前印着碗口大的血迹……

郁风无法控制自己的激愤。次日，上海《世界晨报》便登出了她用驻京记者“问蕉”的名义写下的长篇通讯：《下关不幸事件别记》。在“下关惨案”中，《新民报》记者蒲熙修、《大公报》记者高集也遭遇了殴打，郁风详实、客观地记录了她的耳闻目睹:

今天下午我去看小高时，他脸上还是肿得发紫，但已比昨晚退去好多了。上嘴唇完全肿得歪在一边，眼睛剩了一条线，不再像那大圆灯笼了，鼻子旁边是抓破砍伤的血痕。高集和蒲熙修前后被打了四次：最初是糊里糊涂地当他们是代表而被打的。后来《大公报》下关的营业主任带他们突围出去，又被打回去。第三次是一位热心的市府新闻专员钱江潮先生，自称是他的责任，先向“难民”们交涉，向警宪们交涉，讲好要护送两个记者出去；走到车站门口，离钱的汽车已不到三丈远时，两面的人又围拢来就打。高和蒲见势不行，只好又抱头回到候车室去，而钱专员却被打得一套西装不翼而飞了。这时，高才知道他们——两个记者，也是在挨打的黑名单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