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黄苗子、郁风、戴浩、冯亦代等人自然是“碧庐”的常客。在这里的住客中，盛家伦是最为散淡的一个，生活没有规律，也疏于著书立说。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是“碧庐”友人圈里难得的通才，他中外文俱佳，既能和乔冠华谈论国际形势，也能和徐迟探讨现代派艺术……盛家伦的自由散漫让黄苗子很是喜欢，俩人甚至相约去书店偷书，以得手多少来判胜负……

苗子与丁聪也得以在重庆重聚。一次，俩人去参观一个关于近东地区风景的展览，在展厅，苗子注意到了一张印有古埃及壁画的明信片，上面的壁画美不胜收，苗子越看越爱，干脆将明信片无声地收入了自己的皮夹。接着，苗子若无其事地继续参观，倒让身边的丁聪为他捏了一把汗。参观结束后，俩人走到展厅门口时，一位与黄苗子相识的管理人员朝他伸过手来，十分谦逊有礼地说：“黄先生，这明信片等展览会开完，由我们送到府上好吗？”黄苗子偷偷地看了一眼丁聪，却发现丁聪早已经急得满头大汗，似乎是他自己做了错事。

这一时期，秧歌剧《兄妹开荒》从延安流传到了重庆。在剧中，来地里送饭的妹妹骂假寐的哥哥是“二流子”，“二流子”三字，在陕北话里就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这一称呼让“碧庐”里的住客觉得颇为有趣，便将它首先安到了盛家伦身上。但生活不规律、晚睡迟起原是文艺界的普遍现象，于是，“二流子”的称呼被叫来叫去，成了大家取笑彼此的代名词。

一天，郭沫若和徐冰等人刚踏进“碧庐”的门，便听见里面笑声一片，原来，大家又在拿“二流子”三字相互取笑。郭沫若也来了兴致，当即说：“给你们取个堂名吧，就叫‘二流堂’好不好？”大家纷纷说“好”。徐冰叫人去取纸笔，以便让郭沫若当场题字作匾，但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相宜的笔、墨，更别说大幅的宣纸了，只好作罢。

来重庆不久后，郁风遇到了曾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的徐悲鸿。徐悲鸿已经在重庆筹备成立了中国美术学院，正计划带领一批师生前往成都青城山写生。他热情地邀请郁风同行，郁风欣然同意。

在青城山，郁风体验到了战时难得的闲适与安谧。在给袁水拍的一封信中，她动情地描述：

混合着草香的清新的空气，好像从没有被生人呼吸过。那丛生的肥大的草叶，托两朵洁白或金黄粉紫的野花。阳光从林子上面透露下来一丝丝的光圈儿，散点在绿茸茸的斜坡上。光和阴影织成的色彩是难以表现的。……蝴蝶多么自由的翩飞，飞出幽谷去了，那里是伸展到天边隐在云霭里的地平线……

黄苗子的来信很快到了成都，俩人的通信从此时起变得频繁了。在这之前，苗子虽然曾和一位小姐有过交往，郁风的影子却一直在他心中挥之不去。久历战乱，俩人都有些疲惫；重庆重逢，无疑为彼此感情的升温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整日在官员们中间周旋的黄苗子，在信中透露了官场生活带给他的苦闷：

半天放假，除了那些可厌的，完全和意志相反的应酬，虚伪的来往，假的笑，和乏味得可怕而一点不‘幽默’的‘公事’以外，我寂寞得要命。……书看不进去，我怀疑着书本的益处，狗蛋们我不愿意去看他，我觉得他们同我一样无聊，他们没有一个人在务着‘正业’，家伦，阿lang，伟，他们见面时无非发些最无用的牢骚，就是讲些最浅薄的俏皮话，可以说是用懒惰伴着无赖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