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聪、叶浅予等老朋友也辗转来到了重庆。1942年，这些艺术家们筹办了《香港的受难》专题展，郁风也是参与者之一。随着迁徙到“陪都”的文化人越来越多，衣食住行成了他们急需解决的头等大事。1943年7月，夏衍的妻子带着子女来到了重庆。在这之前，夏衍一直挤住在文工会的会客室；如今，一下子多出了三个人，老地方显然是住不下了。缅甸华侨唐瑜得知后，特地在临江路附近的一所大杂院里为夏衍一家腾出了一间小屋。随后，唐瑜卖掉了胞兄送给他的半只金梳，在中一路下坡盖了两间“捆绑房子”（一种泥墙、竹架的特殊建筑，重庆穷人在战时赖以栖身），自己和夏衍各住一间。新建的“捆绑房子”没有门牌，为方便邮差辨认，夏衍在屋前竖起了一块木牌，上书两个大字：“依庐”。夏衍一家在“依庐”一直居住到抗战胜利；《戏剧春秋》、《离离草》、《芳草天涯》等剧本都诞生在这里。

唐瑜是左联成员之一，笔名“阿朗”，据说为了躲避包办婚姻而来到上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曾在潘汉年、夏衍等人的指导下主编过《电影新地》、《小小画报》、《联华画报》、《银座》等报刊。到重庆后，唐瑜出任中国艺术剧场经理，帮助吴祖光、张骏祥等人出版过剧本。滇缅公路通车后，唐瑜回过一次缅甸，再次返回重庆时，他的哥哥派了两部大卡车，一辆小轿车与他同行，作为临别赠与。两部卡车中，一辆装满了因战时短缺而畅销的各类物资，另一辆则装满了食品。回到“陪都”的唐瑜，每当手头紧时，就将车上储存的部分物资卖掉，到最后，干脆连车也一并卖掉了。一次，吴祖光和唐瑜一起走在中一路的某个路口，看到迎面驶来一辆豪华耀眼的新车，唐瑜却突然挪不动步子了。汽车穿过雨后的积水，将路边的吴祖光和唐瑜溅得浑身上下都是泥点，唐瑜依然没有反应，只是扭头呆呆地注视着汽车消失的方向，半天才说：“这车是我的。”

为了方便更多的朋友居住，唐瑜将自己在昆明一家电影院的股份转让掉，在离“依庐”不远处租下一块地，亲自绘图设计、督工建造，盖起了一所可供十多人居住的大房子，并在客厅里砌了个漂亮的壁炉；与“壁炉”谐音，这所宅子被命名为“碧庐”。

为庆祝“碧庐”竣工，唐瑜等人特地举办了一次盛大的舞会，重庆的文化名流纷纷捧场，庆祝从此多了个同仁聚会的场所。在《新华日报》主持“国际专栏”的中共人士乔冠华见到“碧庐”后，称赞唐瑜的设计很有西班牙味道。

这是座二层小洋楼，吴祖光夫妇、金山夫妇、戴浩、盛家伦、方菁、萨空了、沈求我等人都先后在这里住过。这些文化人虽然大多数无党无派，但都对共产党人怀有好感，其中一些甚至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常客。他们非常愿意在夏衍的领导下，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共产党方面也常常选择在这里召开一些重要会议。

时间久了，国民党特务当局也觉察到了“碧庐”的来客们与共产党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在“碧庐”前方约二十米远的坡地上，有间竹子搭建的小茶棚。从某天起，茶棚里每天都有几个人在那打麻将，眼睛却不时瞟向“碧庐”的大门和窗口。唐瑜他们知道这座楼被特务们昼夜监视起来了，干脆在二楼窗口处也铺开了一桌麻将，和他们“打擂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