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香港，漫画已经为报刊读者所欢迎。因为担心被父亲知道，所以采用笔名“猫仔”在本地报刊发表漫画的黄祖耀，很快注意到，在小报《探海灯》、《工商报》以及《华字日报》的周末副刊上，常常会出现一个单字的画作署名——“波”，并且用小斜方框框住。有时，署名也会移到题名下方，变成了两个字——“波若”。黄祖耀立刻联想到了自己的忘年交黄般若，一查证，果然是他。秘密被揭穿，好像两个捉迷藏的小孩撞到了一块，两人间的友谊由此又深了一层。

后来，在陆羽居茶楼聚会时，黄般若建议黄祖耀干脆将“猫仔”两字的偏旁去掉，这样就成了“苗子”。本性诙谐的黄祖耀大为高兴，从此坚持使用“苗子”二字，他的本名黄祖耀反而很少有人叫了。

一年多后，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在当地组织了一次学生绘画展览。黄苗子模仿比亚兹莱创作了一幅黑白画：《魔》。画面右上方是颗巨大、狰狞的魔鬼头颅，在烈焰中似笑非笑；走笔夸张、怪诞，颇有海派风骨。比亚兹莱是英国十九世纪末一位天才而短命的黑白装饰画家，很受苗子和黄般若的喜爱；而他们最早接触到比亚兹莱的作品，也是在上海出版的刊物上。很快，漫画《魔》在中学绘画比赛中受到好评，并被送去参加了展览。

黄般若给《魔》拍了照片，苗子忐忑不安地将照片寄给了《上海漫画》编辑部。不久，上海方面来了封信，打开一看，署名居然是大名鼎鼎的叶浅予。信中是些鼓励的话，并且告诉苗子，《魔》已经被《上海漫画》采用。此后有几个星期，每当想起叶浅予的署名来信，以及那封信所蕴涵的肯定与鼓舞，十六岁的苗子总是激动得夜不成寐；从此绘制漫画成了他坚持一生的功课。

果然如信中所述，在1929年8月3日出版、第六十七期《上海漫画》上，同时刊登了那次展览中的三幅作品，其中两幅为国画，一幅为漫画。至于另外两幅作品如何也被编辑部看到并选中，却不得而知。

1931年1月，在接受了中华中学四年的系统教育后，黄苗子被父亲送进了香港华仁书院攻读英文。因为生长在殖民地的特殊环境里，掌握英文便成了一种生存需要。但苗子并不喜欢英文；那些讨厌的字母每日在眼前重复出现，对他来说不啻是种折磨。

过了这年10月的生日，苗子就该成年了。但身着长袍马褂，口衔雪茄（吕宋烟）的父亲却依然严厉，手中的藤条或者鸡毛掸子，还是会冷不丁地落在苗子身上。在诸多兄弟姐妹中，以叛逆的苗子挨打的比例最高。

转眼到了第二年春节。在过去的一年里，苗子他们的课上得并不安稳。“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并在此后半年内步步进逼，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这些消息，以各种形式在一些青年学生中迅速传播开来。

战火迅速蔓延到了上海。当“一?二八”事变的消息传到香港时，黄苗子再也坐不住了。七年前，青年会门口，那双抓住自己衣领的黄毛手……苗子的血液沸腾起来，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到上海去！

至于去上海后，自己能做什么，苗子一时还理不清楚。他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路费从哪里来？

广州有家《半角漫画》，还欠着苗子不少稿费，他决定亲自去领。到广州推开编辑部的大门并说明来意后，埋首办公的编辑们纷纷抬起头来，吃惊、好奇地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苗子稍稍有点窘，他镇定住自己，一直等到把稿费完全领齐。稿费并不丰厚，却是上海之行的基本保障。

在老朋友黄般若的帮助下，苗子买到了去上海的船票。然后，在给家里留下一张纸条后，说不想再学英文了，要去外地，便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去了香港的西营盘码头。

夜幕渐渐降临，站在客轮上等待启航的苗子，心情也随之悄悄激动起来。就在这时，他听到了大哥的喊声：“祖耀——”

大哥走了过来。原来，父亲发现纸条后，立刻让大哥、四哥分析种种可能，并分头去找。兄弟间朝夕相处，大哥自然也能隐约看出苗子对上海的向往，所以，径直来到了码头。

3月的夜晚，客轮上渗着丝丝凉意。苗子在脖子上围了条围巾，身旁立着一只藤箱。大哥劝他跟自己回去，苗子坚持不肯。犹疑片刻，大哥掏出一些钱来，递给了苗子。

苗子懂了，突然有些难过。

几年后，苗子的四哥也放弃学业，只身去了陕北，并且牺牲在晋察冀边区的日寇炮火中。当然，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