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著名红学家周汝昌于5月31日凌晨在北京家中逝世，终年95岁。
周汝昌女儿周伦玲宣布：“按照父亲遗愿，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让他安安静静地走。”
古典文学家、诗人和书法家周汝昌，是继胡适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
心香一瓣祭曹侯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赵建忠感慨：“为了一本书竟能痴迷研究65年，红学史上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人！”周汝昌先生对《红楼梦》的痴情可谓刻骨铭心，一日，先生散步时在街边看到一家破旧的小饭馆的匾额赫然写着“潇湘馆”，他居然冲进饭馆，让店主立刻把匾额摘下来，令人哭笑不得，甚至让世人觉得不近情理，但从这段轶事中也看出周汝昌孩童般天真的侧面，因为“林妹妹”和《红楼梦》在先生心目中太圣洁了，他不能容忍世俗玷污这块净土！赵老师还透露了周汝昌先生的一个“小秘密”：周先生宁可自己和家人的生日不过，也要坚持每年为《红楼梦》的作者祝寿，“心香一瓣祭曹侯”，也算是曹雪芹笔下的“情痴”了。
赵建忠说，其实周先生非常通情达理，宽厚，他深情回忆起恩师当年对自己走上红学研究道路的扶持：“高考那年我被天津化工学校录取，但是不喜欢工科，后来投考到了周先生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红学研究生，总觉得落差太大，力不从心，先生就安慰我，说他也并不是文科出身，当年燕大读的是西语系，先生还给我讲了很多人弃理从文后成为文史名家的实例，在以后红学问题的请教中周先生又给了我许多实际的帮助。”在周老的鼓励和本人的勤奋努力下，如今的赵建忠已成为业内颇有影响的红学专家。对晚辈后学春风化雨般的栽培呵护，体现出周老博大的胸襟。
红学大家出津门
周汝昌在红学研究上成就卓著，是当代最杰出的红学大家。他的红学研究起步阶段与家乡有着不解之缘。其红学处女作《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恰是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的天津《民国日报·图书副刊》，周汝昌与他的老师胡适之间的红学通信，特别是珍贵的甲戌古钞本“录副”工作，也是主要在天津进行的，在以后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出版了几十种红学专著，对《红楼梦》研究中涉及的“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均有精深见解，构建了自己独特的红学体系，正如作家刘心武在本报发表文章中形象比喻的“半个世纪一座楼”，可以说，一代红学巨匠是从津门走出的。
但又有谁能想象出，这样一位享誉全国乃至世界的大学者，他本人对生活要求相当低，研究环境也极其清苦，他的大部分尤其是晚年的著述竟是在耳聋目盲的条件下完成的。书画家、中国楹联书画学会常务副会长赵士英与周先生相交近二十年，每次造访周家，回津后都感慨万千：“书房陈设极为简陋，水泥地面也没有经过装修，而且家具已经很陈旧，杂乱的书籍几乎占据了全部的空间，有些常用的书还摊在餐桌。”给赵士英印象最深的就是周老客厅书橱里刻有“为芹辛苦”的瓷盘，也正是这位红学巨匠一生的写照。
多才多艺涉猎广
在《红楼梦》研究之外，周先生涉猎非常广泛，老人年轻时酷爱曲艺、民族乐器，尤爱京剧，喜听反二黄，还曾粉墨登场，在《春秋配》、《虹霓关》、《三堂会审》中扮演过小生。周老还是位诗人和古典诗词鉴赏家，古典文学界享有盛誉的《唐诗鉴赏辞典》中不少条目即出自他手笔，而且他的赏析最受读者欢迎。他的书法也备受推崇。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的书法理论研究，曾和朋友们讲过：“平生在书学上所下工夫，一点不比红学少。”书法家田蕴章感慨地对记者说：“周老走得如此匆忙，带走了我所需要知道的很多东西，此前不久，我们约定了要合作一本《兰亭序问答》，内容是由我提问有关兰亭序的诸多问题，由周老一一作答。其中包括有关王羲之传世字迹的诸多疑难问题，书的最后由我用楷行两体，分别临摹欧阳询的《兰亭记》和王羲之的《兰亭序》。事情刚有个开头，周老便弃我而去……”说起这些，田蕴章涕泪涟涟。
田蕴章向记者介绍：周家至少两代人酷爱京剧，周老的父辈及二哥（祚昌）、三哥（泽昌）、四哥（祜昌，又是一位文学大家）等都精通乐器，周家自己就能组成一台戏，生、旦、净、末、丑齐全，文武场齐备，仅周汝昌一人就精通小生、武生以及京胡、月琴、琵琶、三弦、笛子和箫等乐器。与周先生同好的田蕴章感觉：周老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爱好，而是以一位大学者的角度，从文化的高度审视京剧，他认为“中国京剧，最大的特色之一，是造境，它用众多的美的综合，表现出一种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的境——诗境。”
桑梓情深系故乡
周汝昌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尽管到北京生活几十年了，他的京腔里还夹杂着天津方言，可谓乡音未改。晚年的周汝昌思乡怀旧愈加浓厚，将很多精力投入到津沽文化的重建方面。据天津水西庄学会秘书长韩吉辰介绍，1992年水西庄学会成立时，周汝昌、冯骥才等著名文化学者亲自担任顾问。自那以后，周先生一直关注水西庄学术研究的进展和复建水西庄工作的进程。韩吉辰考证出很多水西庄与《红楼梦》的关联，每次有了研究新线索，都会和周先生沟通，而周老每次也都会给予指导。
受到先生关注的还有南市街道红学会，周老并没有因为这是家街道级的红学组织而予以轻视，应燕京大学老同学石建国当年的请求，周老亲自担任了该学会的名誉会长，并且二十年来始终关注该学会的成长。同样，对于红学新人，他也是尽量扶持，当首届全国中青年红学会议在津举办时，本来事先决定参加终因年事已高身体不适未能亲临，但还是写来热情洋溢的贺信并为与会的中青年红学研究者题词留念：“薪传日朗，俊彦多贤，学积山崇，后来居上”，寄托了对红学新人的厚望。
曾于2010年5月组织“周汝昌文化论坛”的著名艺术史学者刘恒岳对记者表示，周汝昌先生作为天津文化艺术人物群体的一张闪亮的名片，始终对天津这片热土魂牵梦萦，先生关于天津风土人情、历史掌故、城市建设以及追怀沽上师友的大量文字，已经成为重要的乡邦文献资料。天津文化艺术史同仁在悲痛惋惜之余，应当积极行动起来，为周汝昌先生的文化传承做一些具体实事。
刘恒岳深情回忆了周汝昌先生对天津艺术史研究的高度肯定与殷切期望：“文化主要是精神活动，它内在的力量甚至可能超过物质活动。天津的自然科学发展、经济建设发展比较快，文化建设的步伐也要跟上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做文化工作的人要耐得住性子，踏实工作。做艺术史研究的人要不时对相关领域进行比较，哪些不如人家，及时跟上；哪些超过了别人，也要进行宣传。”刘恒岳说：“作为天津文化艺术人物的重要代表，周汝昌先生是天津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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