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镀金时代”？NO，“中国藏家时代”
成长于传统文化断裂年代，启蒙于全球拍卖场上，腰包鼓了不过十余年的中国富人，能否经由艺术收藏完成自我升华，承担一个阶层对于文化的责任，最终由富而贵？
2012年4月2日，香港苏富比春拍的预展上，一队队内地口音的参观者兴致勃勃。这些看上去像旅行团的参观者，几乎都有“专家”陪同，这些“专家”的话题能从一幅画的来历讲到中医养生。“我刚才摸了一下那件龙袍上的珠子，不知道是怎么弄上去的。”一位来自义乌的女老板兴奋地说。如今即便在安徽泾县这样深入中国腹地的小县城，公路边也常能看到“古玩交流”的指示牌，目力所及，不过是最寻常的农家院舍。
如果没有2009年以来艺术品价格的飙涨，收藏能否如此快速地在中国普及，是个未知数。根据欧洲艺术基金会发布的《2011年国际艺术市场：艺术品交易25年之观察》，2011年，中国以占全球艺术品拍卖和销售总额30%的成绩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艺术品与古董市场。
推动这一切发生的，是几个财富金字塔顶端的富人，但又好像不止于此。自从2009年《十八应真图卷》在保利春拍上拍出1.69亿的第一个亿元天价以来，中国艺术品市场一日千里、高潮迭起地进入了“亿元时代”。2011年的嘉德春拍上，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以4.255亿的天价成交，仅次于2010年黄庭坚《砥柱铭》的4.5亿。
这些承载着中国文化基因的方寸之物，突然爆发出来的财富效应，让很多人为之痴狂。媒体用艳羡的口气，描述一幅画的传奇经历：两年前300万，现在已经6000万；高级理财顾问在向客户们兜售他们的艺术品投资基金；忙着买进卖出的老板们，甚至来不及打开看一眼拍到手的东西，就将它转手卖出。
“价格上的崛起，并不代表我们在文化上崛起。”中国艺术品拍卖行业开创者、嘉德拍卖董事长陈东升说。事实上，并不是文化有没有崛起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人谈论文化。触底反弹、板块轮动、价格指数、坐庄……这些股市上“舶来”的名词，被生动而贴切地使用到艺术品市场，其出现频率之高，让人错觉正在谈论的是股票或房产，并非书画古董。至此，上千年来中国文人雅士陶冶性情的书画古玩，变成了聚光灯下、拍卖市场上被财富群体追逐的投资硬通货。资本正像无人管束的野马，肆意攻击着既没有产业完整度、也没有形成文化风范的收藏。
“都是关于钱，他们不爱艺术。”用美国电影《摇摆画廊》(Boogie Woogie)里这句经典台词，来形容这两年来人心浮动的收藏界，再恰当不过。
陶醉在拍卖场里的中国富人们，用一种竞赛的方式，向世界展示着他们与艺术的关系。某种程度上，艺术品拍卖是一场混杂着装点门面的虚荣、横刀夺爱的快感以及高额投资回报的金钱游戏。没错，这里才是真正的名利场—中国的财富阶层正在以一种复杂的心态成为高雅艺术品的主人。
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将艺术品的价格门槛提高到与常人无关的程度后，中国收藏界的“大佬”们也已悉数登场—上海新理益集团董事长刘益谦、新疆广汇集团董事长孙广信、浙江徐龙集团董事长徐其明、山西企业家赵心……他们做收藏的动机很复杂：有些人是因为热爱，有些人是因为投资、投机，甚至，泥沙俱下中还有人利用艺术品行贿或者洗钱。最终，有些人开始筹划或已经建立自己的美术馆、博物馆。占有欲之外，他们似乎开始懂得分享。
历史总有某种相似感。19世纪末，资本主义高速发展、被称为镀金时代的欧洲，也是私人收藏的全盛时期。煤炭、钢铁、棉花等领域取得成功的欧洲企业家(被当时的贵族称为暴发户)开始投入大量金钱进行艺术品的购买，成为了新艺术运动的支持者和推动者，并成就了一批与以往古老的欧洲皇室收藏完全不同的新一代收藏家。他们的藏品直到现在仍是欧洲许多著名博物馆的核心收藏。
中国企业家的特殊性在于，这些人大多数在中国传统文化断裂年代成长，在拍卖场完成艺术启蒙。对于只富裕了短短十几年的他们来说，是否能够经由艺术品收藏完成自我的升华，承担一个阶层对于文化的责任，并最终由富而贵？
又见“中国买家”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2011年5月嘉德春拍上《松柏高立图》以4.255亿成交，都是这个行业的标志性事件。
2005年，刘益谦以500多万元价格拍得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2010年，刘益谦以1200多万元拍得了这幅画原有的对联；2011年，“合璧”之后的完整作品创造出了天价奇迹，刘益谦在六年时间里净赚3.5亿元。
巨大的财富效应，在这一轮艺术品热潮中登峰造极。
“2008年秋拍卖的东西，在今天最差的都翻五倍。”北京匡时国际拍卖公司董事长董国强说，金融危机中的2008年是“最近10年艺术品市场的低点”。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政府四万亿投资、趋紧的房地产调控、通胀预期等一系列因素，使得大量资金涌入艺术品市场，导致了2009年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大爆发。
“1990年代末徐悲鸿的《九州无事乐耕耘》从郭沫若家中拿出来的时候只有190万，那时候也没有人觉得它是国宝。”一位知情人士说。在2011年的保利秋拍上它以2.668亿元成交。“现在不管多普通的东西，进了某些拍卖公司就值3000万。”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不仅国内，全世界的中国艺术品价格都在飞涨。中国买家进场，是最大的因素。香港苏富比的工作人员回忆，前两年在拍卖中“疯狂举牌”的基本上都是内地买家。“一些明显有瑕疵的瓷器，他们也会出到很疯狂的价格。”
这就像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艺术品的真伪、优劣显得并不重要，只要有人接手就行。
拍卖，这种从西方舶来的交易方式，对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投机直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种追求价格爆发点的销售方式下，现场气氛的刺激，会让部分中国企业家的不成熟、不理性表现得非常明显。
“太过了！我看到很多的企业家互相瞧不起、斗气、乱出钱。中国很多企业家拍卖的预算跟实际上出的钱完全不一样，他就要出风头。”艺术品资深投资者马未都说，国外有很完善的艺术品经纪人制度，很多都是委托竞拍，本人不会到场，这样会相对比较理性。但中国的富人们大多喜欢亲自到场。大买家刘益谦是拍卖场里的常客。“他就是喜欢那种横刀夺爱的感觉。”一位接近他的人士说。“像港台的很多大藏家，都非常低调。他们一般坐在很隐秘的包厢，如果泄露他们参加竞拍的信息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这样会导致别人抬价。大陆的买家都不在乎的。”苏富比的工作人员说。
“一个1000万的东西，两个中国人一拍就是5000万。在国外可能会拍到2000万，但绝对不会到5000万。”徐龙集团董事长徐其明说，“现在我们钱花得最多，但未必有好东西，人家会笑话你‘二百五’。”他是中国大陆顶级的陶瓷藏家，也是最早参与国际拍卖的中国人。事情到此还没结束，“拍卖之前没有认真地研究艺术品，拍了高价之后觉得不值又不付钱了。”有些人买到艺术品之后立刻又会去找下家，等下家付款后再去拍卖行付款。
付款问题已成为艺术品拍卖市场的一个症结所在，甚至已经影响到中国人的声誉。时过一年，4.255亿的《松柏高立图》的买家至今没有付款。2010年11月，英国班布里奇拍卖行拍出的5.5亿元人民币(约合4300万英镑)清乾隆粉彩镂空转心瓶，至今中国买家也没付款。2012年1月18日，苏富比在香港起诉了山东济南女商人任春霞。2011年10月3日在香港苏富比秋拍中，任拍下了吴冠中的《漓江新篁》、《凡尔赛一角》以及赵无极的油画作品《10.1.68》。但事后任春霞只支付了两幅作品的款项，成交价为6100万港元的赵无极油画作品尚未付款。在该案公布的相关证据中，任春霞10月3日拍下的吴冠中作品，10月20日已在山东泰山文交所上市交易。据中国拍卖协会2011年的报告显示，2010年度内408件上千万元成交拍品中，只有237件拍品完成结算，结算率58.09%，其余171件尚未完全结算或未结算，涉及成交额55.55亿元。
“现在的确出现有些中国买家不付钱的问题。我不想说外国买家和中国买家的区别就是付钱的快慢，但的确是有这样的情况。”苏富比亚洲区CEO程寿康说。苏富比是第一家对中国内地买家实行保证金制度的拍卖公司，每次拍卖的高价拍品都会要求买家交纳至少100万港币的保证金。在国外除了伦敦的亚洲艺术周，都没有类似制度。这种保证金制度在内地拍卖行也成了惯例，但在买家欠款方面，内地拍卖行则难以应对。“我们也非常痛恨不付钱的买家，但很少诉诸法律。”董国强说，作为拍卖公司，挣的只是百分之十几的佣金，但律师费是按全额的追讨货款付费，不划算；而且，打官司牵扯精力、伤和气，即使官司打赢了也很难执行。一些买家还想出了这样的招：让他的司机交几十万的保证金，买个几千万的东西。“你跟他的司机怎么打官司？他又没钱。”董国强说，香港的国际拍卖公司为什么能打官司，“他能给你上黑名单，这样你没法入境。很多要去香港做生意的企业家，肯定不方便的嘛。我在北京就是起诉了，这些人照样天天都在别的拍卖行里晃。”
“现在中国艺术品拍卖已经成了国际笑话。”一位资深业界人士说，一件东西今天拍出了3000万，过几天在另一个地方300万就私下卖了。“每次拍卖还没有开始，国际上就像看笑话一样猜中国一些拍卖公司的成交额：今年80亿？明年100亿？人家感觉中国的拍卖就像是小孩子玩过家家。”
与拍卖大行其道相映衬的，是艺术品市场各环节发育不成熟。中国艺术品收藏市场呈现出既单一、又驳杂的景象。上海龙门雅集画廊董事长李亚俐女士认为，“只有二级市场、没有一级市场做价格对照”是造成书画类艺术作品价格飙涨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书画占了中国艺术品的大多数。所谓的一级市场主要是指画廊，二级市场主要指拍卖市场。“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同时存在的时候彼此会有个平衡，如果说大家都知道这个作品，当年在画廊里大概是什么样的价位，他到拍卖行去举牌的时候不会没底儿。他总会有个成本、价格基础的概念，因为这是有迹可循的，所以到拍卖的时候他就不会出高到你没办法去解释的价格。”董国强认为，艺术品市场一些非常基础的理论至今没有人整理研究，“这些年大家都忙着赚钱”。
在2009年这一轮艺术品投机热潮之前，投机炒作之风已经很普遍。在很多受访者的印象中，艺术品市场的前十多年很平稳，收藏家占主流；2003年之后，财富阶层开始介入，“他们拼命买、很容易炒作”。“中国的写实派油画就是华谊兄弟的王中军等人炒上去的。那时真是太好炒了，市场小价格很容易就上去了。”一位知情人士说，王中军手中的很多东西在高点已经卖掉了，“赚了很多钱”。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1990年代收藏了大量吴冠中的画作，在最近这几年的高点也出手了不少。
“富人买艺术品对文化是一个帮助，为社会留下文化财富，这是富人能够得到社会尊重的一个理由。但在中国现阶段，这离我们似乎还太远。”董国强说，“中国人现在赚钱的欲望全世界第一！”
“投资或者投机也没有什么不对，没有的话这个市场也不活跃。现在的问题是，投资投机的人要比真正搞收藏的人多太多。”广汇美术馆馆长包铭山说。投机热之下的另一个副产品，是赝品、假货充斥市场。违背历史常识的“汉代玉凳”，却在2011年拍出2.2亿元天价。收藏界流传一个玩笑：骗100万要坐牢，抢100万要判刑；古董骗1000万没问题，骗1亿那只说明你傻。
马未都认为，艺术品投机盛行，是因为“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企业家没有受到大的挫折”。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他曾经买过香港一个大藏家的两张画。“那人住的宅子值三个亿，当时金融风暴一来就值1/10，交了银行1.5亿，还欠银行1.5亿。我们今天的企业家，全部都没有受过非常严厉的淘汰，一切都太容易了。”
从2011年秋拍开始，艺术品市场已经开始感到寒意阵阵，虚高的价格泡沫有撑不住的迹象。在年底的一个论坛上，陈东升预测：“2012年市场份额将下降40%。”现在业界讨论最热烈的，是包铭山提出的“两个70%”：现有的拍卖公司淘汰70%，剩下的30%再把量缩小70%。
失“范儿”的收藏家
虽然中国已经有一支庞大的收藏大军，但在采访这个行业的各色人物时，却没人说得出中国有谁能真正称得上是“大收藏家”。
“传统意义上的概念最低的标准就是一代人不卖，卖的话可能是下一代人的事情。现在很多所谓收藏家就是个商人，买来很快就卖了，这不能算收藏家。”马未都说。包铭山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才30多年，富了也就最近十几年，“再富20年、30年看看？”
上海长乐集团董事长李建忠是上海最早的一批收藏家。1980年代，他凭兴趣开始收藏各种老物件。在他古色古香的1872会所(由其所收藏的清朝的一所徽派民居改造)，记者见到了第一代“爱迪生”老唱机，样式古朴大方的第一代西门子冰箱，明代的石狮子。1990年代，他开始收藏字画。“收藏实际上是很享受过程的。”李回忆说，拍卖前要参加预展，会约很多行家、朋友一起去看，大家一起交流字画的背景、艺术家要表达的意思，然后判断真伪。“到手也好，失去也好，都很享受的。因为你记忆里有这样一段。到手的会自己慢慢把玩，不到手的会一直惦记着它。”
像李建忠这么有“古典范儿”的收藏，已很少见。现在他有不少身价不菲的朋友都在做收藏，“都是派手下的一个经理去参加拍卖，回来拿个清单看一眼是什么就收起来了。”这样造成的结果是藏品品质很有问题，“东西是收了一屋子，就是用我的水准去看，觉得很多是有问题的。”
几年前，李建忠就很少参加艺术品拍卖了。“1990年代很好的字画也就几十万，现在动不动就是千万，你还怎么买？”每一次社会财富结构的变化，以及艺术品价格的上涨，都会带来参与人群结构的变化。
1990年代，活跃在中国收藏市场的，主要是港台商人。“因为价格便宜，他们是一车一车地买。”董国强说，江浙一带做实业的企业和很多做股票的人也是主要买家。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使得一批海外买家销声匿迹。从1997年到2002年，艺术品市场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价格和每年成交额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但是这几年买家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内地的买家逐渐取代海外的买家，成为主力。”董国强说，很多房地产富豪都是那个时候进入市场的。“2003年‘非典’之后，艺术品价格突然爆发，与买家的结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从2005年起，马未都感觉到自己在拍卖市场已经“玩不转、买不起了”。资本对于艺术品市场的影响在2009年形成一道不可逆转的分水岭。2009年保利春拍，刘益谦1.69亿拍得的《十八应真图卷》，直接把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带进“亿元”时代。高品质的收藏彻底地成为财富金字塔顶上的人才玩得起的游戏。“就像是鲨鱼和鲸鱼们在海面上把猎物分了，海鸥盘旋着下来拣点剩下的。”马未都说，很多像他这样的人都成了“海鸥”。
就像刘益谦制造的一个又一个亿元天价一样，他注定会成为这个行业最有标志性、最有争议的人物。2011年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带来的巨大财富效应，让刘成为艺术品投资的代表人物。“所有的人都只关注我卖出，不关注我还在买进。”刘说。就在卖出两天之后，他花费8000多万拍到陈逸飞的代表作《踱步》，此后又花费一亿买入宋代一幅书法作品。刘益谦的解释是，“今后的收藏会更倾向于古代和当代的作品。”
“现在很难用一个简单的东西，来表达我是投资、投机还是收藏。”刘益谦说。他的这种状态在做收藏的企业家中很有代表性。富裕起来之后装点门面、投资投机获利、主动喜欢或者后来忍不住喜欢，都是这些企业家做收藏的动机。“基本上我们这代企业家，在文化上都是缺失的。”刘益谦说。成长中经历过“文革”，30年前从一穷二白开始起步，“这30年企业家的精力都放在企业的发展上面，说句不好听的，主要在逐利。大部分人，包括我，都不知道逐利的目的在哪里。”
自从1994年参加了嘉德的第一次拍卖之后，刘益谦就和艺术品市场结下不解之缘。在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刘益谦积累的藏品规模已经非常庞大，其中有多件国宝级的艺术珍品。仅2009、2010年，他在艺术品投资市场就砸下20亿元资金：2009年投入近13亿元，拍品囊括了拍卖成交额前十大艺术品中的四件，包括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吴彬的《十八应真图卷》等珍贵的艺术品；2010年，在拍场投入近七亿，其中以3.08亿拍得王羲之的草书《平安帖》。刘益谦的夫人王薇是油画市场最大的买家之一，曾有人戏称，“一旦王薇停止购买，价格立刻就会下降。”
艺术品市场像刘益谦这样的大买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上海民申企业集团董事长郑见明是其中之一。他和刘益谦背景相似，以做股票起家，涉及很多投资领域。郑为人低调，很少露面，主要委托上海天衡拍卖公司老板陈郁帮忙竞拍。新疆广汇集团也是大买家，主要收藏从1900年到1990年代的10位重要的近现代画家的作品。但从2010年开始，刘益谦也感觉到市场里面“下手狠的越来越多”。
马未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乃至华人圈子里最一流的富豪都不做收藏，做收藏的都是二流的。”他讲了1996年的一件往事：李嘉诚在马未都的家里看中了一副明代的、用象牙做的象棋，市价四万，马未都主动打了六折，李嘉诚依旧砍价。“最后我说可以送给您，但是价格不能再低了。他才买走了。”另外一位华人首富郭台铭，和李嘉诚一样零零碎碎地买过一些艺术品。“台湾的富豪圈子都笑他只忙着赚钱。”而首富频出的互联网新贵，几乎没人做收藏。“他们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没兴趣。”而在国外，做收藏的都是一流的富豪。马未都第一次在美国西雅图博物馆见到比尔·盖茨的继母时大吃一惊，“金发碧眼，一口流利的中文，70年代在台湾学的中文，是中国陶瓷方面的专家。”西雅图博物馆因为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支持，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出色。
“公平讲，这不能怪中国的企业家。”上海震旦博物馆总经理赖任辰认为，这些国外企业家从小就看博物馆、美术馆长大的，本来就有这个素养。而且国外有很完整的艺术品交易机制，上中下游的机制也是完整的，得到的信息比较全面。“所以当一个有钱人要做这件事情，很快就有专家来协助他。”赖任辰说，在中国，“企业家就算要收藏其实也是很孤单的。”
事实上，企业家做收藏不但孤单，而且需要胆量。一般人根本不敢涉足，因为这是一个充满欺诈、深不见底的市场，一张画就能让人倾家荡产。但这又是一个“没有骗子就不存在的市场”，且古今中外都如此。“北京有一些道貌岸然的人，弄个四合院，专门骗企业家。行话叫‘杀猪的’。”一位收藏界人士说。1990年代，新疆广汇集团董事长孙广信因为在假画上吃过亏，才想到请业界知名的行家包铭山帮忙打理。刘益谦见过一些这样的人，“他们也有钱，但就是要推荐你买假画。为什么呢？就是一种骗人的成就感。”
“从这个角度看，有时候我反而佩服大陆的企业家，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愿意做这么大的投入，是很不容易的。”赖任辰说，对于大陆收藏界的问题，“其实某种程度上看是正常的，只不过他们速度太快了，很多东西根本来不及想。”震旦博物馆由台湾震旦集团董事长陈永泰开设，他是台湾顶级收藏家，在玉器、佛像、陶俑的收藏上颇有建树，曾两度担任台湾顶级的藏家组织“清雅集”主席。成立于1992年的“清雅集”几乎汇聚了台湾收藏界的顶级藏家，这些人同时都是台湾最大的企业集团领导人，据称可抵“半个台湾”。
“中国的大收藏家主要在港台地区，尤其是台湾地区，他们很有中国传统文人收藏的风范。”董国强说，“台湾马志林收藏的瓷器、林百里收藏的字画、曹兴诚收藏的青铜器杂件，都是世界顶级的。像这样的收藏家，台湾至少有10个。”他举例说明什么是“世界顶级”：“林百里收藏的古代书画是什么样的水平？除去台湾故宫、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全世界应该是不超过五家博物馆能超过他。他收藏的张大千作品肯定是全世界第一，傅抱石也应该是数一数二的。”
徐其明认为，时间、机会决定了中国大收藏家可能很难做出来。“现在好一点的艺术品都要5000万以上，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包括徐在内，目前已经成型的这些大陆藏家，都是从1990年代初就开始做收藏。台湾的大收藏家们基本都是从1970年代开始收藏，“那时候他们都敢花500万去买件东西。”赖任辰介绍，陈永泰的收藏已延续40年，现在偶尔参加拍卖都是查漏补缺，“没有收藏家的藏品全是靠拍卖来的。都是细水长流、日积月累形成的。”
除了收藏规模，“台湾收藏家对收藏的认识，对自己藏品的认识，甚至对美术史、艺术史的认识，都研究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或者说他们自己就是专家。”董国强说，中国大陆虽然现在已有一些收藏规模和水准不错的藏家，“但从这一点来讲，大陆的藏家还很欠缺。”4月2日的苏富比春拍上，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以2.0786亿港元成交，较拍卖前估值底价高逾三倍。徐其明看到这个新闻，立刻就知道这件珍品一定是港台的藏家买了。大陆的瓷器藏家比较了解清三代的东西，港台的藏家才肯出这么高的价格，“因为他们了解，他们有底气。”
台湾收藏家的风范也令徐其明印象深刻。“他们都是很低调、谦逊的人。”徐其明回忆起早年参与国际拍卖市场时与台湾收藏家的一些往事，“如果他们手里有类似的东西，一般会让着我。他们觉得大陆好不容易有个做收藏的。拍卖完了后会过来跟我握手，恭喜我。”徐其明和港台的很多大收藏家后来都成了朋友，成为那个圈子里十分少见的大陆人。“我们现在的拍卖是剑拔弩张、你死我活，想的都是‘你资产比我少，凭什么跟我争？’没有想过这个藏品对我有多重要，会不会增光添彩？我们的心态跟港台的收藏家完全不一样。”
“如果硬要说两岸收藏家为什么不一样，我认为可能是时代背景的问题，不是人的问题。”赖任辰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台湾是没有断层的。“所以台湾的整个文化氛围，是可以让有心的企业家去理解这些文化的东西。”
但也有一些收藏注定只能在大陆，台湾的收藏家永远也做不到。1990年代，退出书画收藏后的李建忠，因为生意中室内装修业务常用到古代建筑构件，接触了古民居。从那时起，他在江浙、安徽、山西等地一口气买下200余套明清时期的古宅，所有的梁柱榫卯甚至砖头瓦片都按编号整理，运回上海的仓库。每套宅子都有厚厚的影像、文字资料。今年下半年，100多套经过清洗、修复、还原的老宅，将会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上海浦西江边，延绵2.5公里。它们与浦东洋气十足的摩天大厦遥相呼应。
“那时，有钱的人家基本都把老房子拆了，住老房子的都是经济条件比较差的，房子的环境都很糟糕。现在回头看，我是抢救了一批中国古建筑。”对于无意间做成的这件事，李建忠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这一生做了一件事。”从这些修复后的精美建筑里，你能看到一个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的、几乎彻底消失的中国，那种浓烈的中国风格和气息能触动内心一种遥远而亲切的感动。
守候“中国MoMA”
李亚俐从1970年代就在台湾经营龙门画廊，完整地见证了台湾这些大收藏家的成长。她发现，“50岁的男人突然开始喜欢艺术品的时候，会不得了，真的像疯了一样。这个时候他已经非常富有，人生走到这个阶段，他会想到底什么东西是自己的？”当他们收藏越来越壮观，面对一件举世无双的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生最重要的作品、甚至是代表一个民族某个阶段文化发展脉络的艺术品时，“会有一种责任感，他们会想，这些东西到底该怎么办？”
中国大陆的企业家，正在经历第一个心理状态，即占有阶段；并且在懵懂地探索第二个阶段。
1997年，30多年未在市场露面的宋徽宗真迹《写生珍禽图》，被尤伦斯夫妇以两千多万价格拍走。2009年，刘益谦在北京保利春拍上以6171万元拿下。一位故宫博物院的老专家对刘益谦说，尤伦斯夫妇曾经跟他炫耀过“宋徽宗在他们手上”，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些东西我是永远都不愿意出手的，除非别人出的价格完全是我不能拒绝的。因为它是你生活的一段记忆。”刘益谦说。2007年，刘从一个收藏家手里花7000万买了一件重要的藏品，据他讲这是艺术品私下成交的最高价格。这位卖家哭着跟刘益谦说：“毛毛(刘的小名)，我这东西卖给你了，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就一点地位也没有了。相当于你把我的脊梁骨给抽掉了一样。”他最后提出一个要求，在这件东西后面空的地方盖几个章，刘益谦当时没答应，但最后他还是留了两个章，一个是“相知相伴十五年”，还有一个是“别时容易见时难”。
“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成功的商人，留下的有几个人呢？一百年后人家怎么评说我？有可能人家会把我所有做过的东西都忘掉，就记住了当年宋徽宗的画在我手上。”刘益谦说。
收藏家一开始都有极强的占有欲，他们舍不得与人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但在第二个阶段，他们必须与自己的占有欲做斗争，所谓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用广汇美术馆馆长包铭山的话来说，就是“藏而不用，不用何藏”？
“2012年最值得期待的事情是‘龙的美术馆’开馆。”一位收藏界人士写道。2012年，刘益谦、王薇夫妇在上海浦东的“龙的美术馆”，以及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广汇美术馆，都将对公众开放。要知道，刘益谦、王薇夫妇在古代书画、现当代油画上的收藏在国内无人可及。而新疆广汇在近现代书画上的收藏，在国内也无人能及。
位于上海浦东黄浦江边的震旦博物馆，也将于今年下半年开馆，目前正处于试运营阶段。“一个收藏家要变成博物馆运营者，其实中间有蛮大的难度。”赖任辰说，“首先你要有足够的收藏，然后要有学术支持，专业经营团队；接着你要有一个好的地点、长期运营，这将是一笔巨大的开销。”他算了笔账，在陆家嘴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6000多平方米的震旦博物馆，一个月租金要200万元人民币，一年就是2000多万，这还不算水电费、营运管理费、安保费用、推广费用。“因为这栋楼是陈董的个人财产，他自己拿出来做博物馆，才有可能做下去。”赖任辰介绍，陈永泰多年以前就开始筹划博物馆，2003年台湾震旦博物馆成立，2007年开始筹划建立上海震旦博物馆。目前，震旦博物馆馆长是台湾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张临生女士。“在这个阶段，陈董更加重视藏品的学术研究和推广。”赖介绍，震旦目前正在和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考古学系合作，开展中国古器物学方面的研究。
“(收藏)到最后，你会问对自己对文化是不是有一个深刻的理解。你收藏是为了什么？”赖任辰在震旦工作已20多年，比较了解陈永泰的思想脉络。震旦博物馆的下一步是成立基金会，把它捐给基金会。“陈董很清楚，这个博物馆不会给家族，也不会给企业，一定是基金持有的、社会公益团体的形式。”赖任辰说，人总有一天会离开世界，企业组织也会变动，只有独立在个人和企业之外的基金会，才能让博物馆有长期稳定的支撑和发展。
马未都也希望某天自己的观复博物馆能够捐给基金会，他也在考虑筹建自己的基金会。“这不是唱高调，收藏做到一定时候，你发现它成为了一个负担。不能吃，不能用，不能带走，还要去投入、去照顾它。”马未都说，“最后会发现你只是暂时地替社会保管了它们。”他的财力显然无法与那些企业界巨擘相比，他特别欣慰的是，位于北京东六环荒凉地带的观复博物馆已经能够收支持平，去年门票收入就有200万。“在公立博物馆全线免费的情况下，我收50块钱门票其实很贵的。为什么这么偏远、交通工具都没有的地方，还有这么多人来看呢？这说明第一有需求；第二，一定要自己做得好。”
“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旁边有一个乡下博物馆，我去过，最近刚匿名收到七亿美金的赞助，谁捐的不知道。我就梦想着，我们的博物馆做得特好，突然财务说，咱们今天进了一笔钱，谁捐的？不知道！”
包铭山认为，这些藏品的命运只有两种：卖掉或者捐掉。他似乎暗示了广汇美术馆最终将会捐给社会。包铭山的另一个身份是苏州画廊协会主席，他经营的永源斋画廊，是祖上曾经营了几代的产业，他本人也是业界知名的藏家。“我的书画都会捐给广汇美术馆，古董会捐给苏州博物馆。这些东西带不走的，给它们找到一个好的归宿，我也放心了。”
从前几年开始，各种门类的私人美术馆、博物馆开始在中国流行，目前已经有北京的今日美术馆、民生银行美术馆等等。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很多所谓的美术馆，名不副实，有一些甚至是开发商圈地的噱头。“不管是收藏、投资，还是利用艺术做任何事情，客观上会促进艺术的发展。”一位业界人士分析，最后会有一些沉淀下来。
在中国，私人美术馆的发展还有很大不确定性。“在国外，政府有很多支持私人美术馆的政策，比如抵税。在国内是没有的。”包铭山说。美术馆的用地也是个大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土地问题，美术馆根本没有可能开。更重要的是，这些私人美术馆的未来与企业经营的好坏有很直接的联系。“1990年代也有很多企业做博物馆，但是最后企业一垮也都散掉了。”马未都说。《中国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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