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师友们交流也让苗子在研究方面受益良多。

五十年代前期，中国画坛芳菲怒放。在北京，白石老人享有国内外的声誉，徐悲鸿领导着中央美术学院，叶恭绰首任中国画院院长，以及吴作人、李可染、庞薰琴、李苦禅、叶浅予、张仃、张光宇、张正宇、华君武、丁聪、黄永玉、黄胄等都来自五湖四海，而北京老画家于非闇、陈少梅、王雪涛、陈半丁等，也都相会一时。”（《<画坛师友录>后记》，黄苗子著）

著名画家傅抱石每次来京，必和黄苗子交流心得；身在上海的画家谢稚柳，也时常和苗子在信件中交换、探讨美术史料；与同住北京的朋友交流是最为方便的，学者王畅安、书画家启功从五十年代开始，便和苗子经常来往……

从1950年开始，黄苗子便常去北京西城的跨车胡同15号看望齐白石。这是处小四合院，齐白石住在北屋，门口有道铁栅栏，故自名“铁栅书屋”；门房老尹本是清朝的小太监，已经六十多岁了，依然青衣束裤，保持着清末北方老百姓的装扮。铁栅里面，西房是卧室，东房和中间打通，成了齐白石的画室和起居室。在东屋的墙上设有一处大橱，存放着纸张、印石及齐白石本人满意的作品。

齐白石除了画画，对日常生活并不关心。和访客聊到投机时，齐白石会站起身来，从腰间取出钥匙，打开大橱拿出点心盒待客；由于存放的时间过久，有些点心出现了霉斑，他也并不在意。

一天下午，黄苗子去跨车胡同拜访齐白石，正欲敲门时，来了位邮递员。邮递员见到有客来访，便把手中的信让黄苗子转交。齐白石拿到信后，先是坐在破旧的长藤椅上阅读，神情十分喜悦。读完后起身，注视了黄苗子半天，然后哆嗦着摸出钥匙打开橱柜，搬出许多卷画，对黄苗子说：“你挑吧，挑一张你喜欢的，我送给你。”“长者赐，不敢辞”，黄苗子虽然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兴奋地从几十张画中选出了一幅浓淡对比强烈的“虾”。齐白石将画铺在桌上，沉吟片刻后写下了两行跋语：

八十九岁之白石老人，久客京华，梦也思家。时值苗子弟携予亲人书至，此谢之。

在书画大师叶恭绰家中，也常常能看到黄苗子的身影。早在1934年，苗子就在同乡前辈陆丹林的引荐下与叶恭绰相识。民国期间，叶恭绰历任国民政府路政司司长，交通部次长、总长及交通部长，建国后则担任中国画院首任院长，中国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代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等职。此人不仅著作等身，而且收藏丰厚。叶恭绰住在北京东城，离“栖凤楼”不远，黄苗子因此得以时常过去，当面提出些疑难问题，而叶恭绰在文史、诗词、考证等方面的精彩议论也总能让苗子耳目一新。

在书法方面，叶恭绰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他主张写碑，而不是临帖；认为书法应以篆、隶为根本，学书则应以出土木简、汉、魏、南北朝石刻及晋、唐经文为基础。建国后，除了在国务院工作那段时间，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比较喜欢找苗子写字外，黄苗子一直少有机会提笔。在叶恭绰的鼓励下，黄苗子开始继续研写《阴符经》，同时摹写木简、汉碑、倪云林的书法及唐人经文。

苗子注意到，叶恭绰即使写蚂蚁大小的字，也必定悬腕，而不是伏案。“悬腕”，在广东话中又被称作“吊笔”。叶恭绰时常对苗子说，应该从小就养成“吊笔”的好习惯。他分析说，古人写字习惯悬腕，是因为没有桌子，只能席地而坐，如果不是悬腕，字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尤其是写竹简时，还必须用手拿着竹简，如果不把胳膊提起来，该怎么写呢？以后，生活中有了桌子，人们写字便习惯双手伏案，而不再悬腕了。但伏案写字的效果的确不如悬腕，为什么呢？因为后者着力时，肘、腕都失去依靠，力量完全集中到了指、笔、纸三者相连处，字落在纸上就有了力度，正所谓“力透纸背”。苗子将叶恭绰的心得总结为四个字：腕活指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