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绣种传承仍面临危机。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对于刺绣来说，这也许是一个纠结的时代。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梁雪芳根据现代装潢需求设计的刺绣装裱方式颇受年轻人的喜爱。

    本报记者 焦 雯 摄

  
  苏州镇湖绣品街一角。本报记者 焦 雯 摄

    新疆柯尔克孜族刺绣。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第三届中国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期间，绣娘现场展示蜀绣技艺。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本报记者  焦  雯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老林狠狠地呷了一口茶，用狄更斯在《双城记》里的开篇，形容了对当下刺绣产业的直观感受。

    老林的家在苏州镇湖，早在2000多年前，这里便已是“闺阁家家架绣绷，妇姑人人习针巧”的刺绣之乡，至今2万人口的小镇，仍有八千绣娘辛勤织绣。10年前，老林放弃小有所成的事业，像许多当地的男人一样，辞职回家帮助妻子经营管理自家绣坊。由于妻子的刺绣技艺高超，又勤于钻研，老林家的绣坊在当地算是规模较大的一家。

    市场： 繁盛难掩危机

    “今年的生意不怎么好，看样子，恐怕以后也会越来越难做。”这些年来，老林见证了刺绣产业的日益繁盛，也亲历了2011年艺术品收藏的狂热——那年，镇湖绣品街上的400家绣庄，几乎家家都在赶工，可到了2012年却很少再有门庭若市的景象，买家们似乎突然回归了理性，只有年底召开的刺绣艺术节，才又招揽来一些人气。

    尽管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但老林一家仍然忧心忡忡：“像我们这种刺绣产业集聚的地方，竞争太激烈了，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也很多，市场上的绣品鱼目混珠、良莠不齐，想发展，想沉下心来创作，很不容易。”

    不仅仅是苏州镇湖，在2012年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刺绣专业委员会年会上，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刺绣行业的发展势头较好，2011年销量更是创造新高，但2012年全国多个绣种的销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

    这一方面与国内经济下行、多方政策收紧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昭示出国内刺绣产业在繁盛掩盖下的危机——人工价格不断上涨，作品却仍处于“卖工不卖艺”的价格洼地；缺乏合理的认证和评价体系，市场上的作品良莠不齐，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屡见不鲜；创作与创新乏力，绣品题材同质化现象较为突出，相互模仿甚至抄袭他人作品的现象时有发生；全国28个绣种中，粤绣、湘绣、苏绣、蜀绣等大绣种发展较好，其他绣种发展较为滞后，有的甚至面临传承危机；人才短缺，年轻人耐不住寂寞，多不愿学绣，即使是粤绣这样价高俏销的门类，也呈现后继乏人的状态；专门为刺绣设计画稿的人才少之又少，而这又导致了绣品的同质化……

    这些，都是“非遗”的名头和各类轰轰烈烈的节会、活动所难以解决的问题。

    竞争：     绣品街上演“谍战剧”

    2012年6月，记者有幸探访了苏州镇湖，发现绣品街上的大部分绣坊，不仅门面整齐划一，出售的绣品也颇为“统一”。从常见的苏州园林、静物花束，到绣工较为复杂的《敦煌天女》乃至《蒙娜丽莎》，都是在各个店里高频率出现的绣品，各家绣品的画面和尺幅基本一致，只是因绣娘水平参差不齐，在绣工和配色方面有些差异。

    “这有什么，当然是什么好卖就绣什么了。”当问及一家绣坊老板出售与别家相仿的作品，会不会担心惹麻烦时，她满不在乎地答道，顺嘴还补充了一句：“反正整条街都这样，又不是光我们家。”

    只要多逛上几家店，就会发现，各家店里的绣品摆放都很有“讲究”，靠门口挂着的多是机绣或和别家相仿的一般绣品，这是卖给不懂行的普通游客的；收藏级的精品，多被置于内室或者二楼，看到懂行的、有实力的买家，才往二楼招呼，并且一般情况下绝对禁止拍照。

    “还不是为了防着别家偷学嘛。”老林的妻子、绣坊的女主人据实相告，“就是因为仿冒作品太多了，大家只能把好作品‘藏’起来，为避嫌，绣娘之间一般是不串门的，你看路过别人家店的时候，我们都离得远远的，目不斜视，不然就该有人在背后说三道四了。”

    而大绣坊正在创作的绣品，也是当地最有价值的“商业机密”，别家绣坊的老板进不去，就托人在大绣坊的绣娘里找个内线，了解详情后再跟进仿绣。

    “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都不敢把好作品拿出去展览、评奖，刚得个奖，回来就发现满大街都是仿冒品，气得没有办法。”老林也尝试过为绣品申请专利，但作用甚微，“总不能每幅作品都申请（专利），满大街的一家家起诉去，都是街坊邻居的，以后也没法相处。”

    在此次刺绣专业委员会年会上，专家们在发言中屡次提到，苏州镇湖、湖南沙坪等刺绣产业较为发达、绣坊集中的地方，都出现过这种仿冒甚至恶意剽窃他人作品的行为，这已经严重伤害了刺绣产业的创新和良性发展。

    牟利： 朝鲜绣抢滩国内市场

    除仿冒外，以次充好也是个别绣坊老板的生财之道。“比如先用电脑喷绘出图样，然后拿去朝鲜、东南亚那些人工便宜的地方去绣；还有的就在当地找一些水平不高的人，简单在机器喷涂的颜色上盖过几针，就拿去卖。”著名工艺美术学家杨坚平近年来因写作《中国刺绣》一书，奔走于全国各地考察。

    他发现，一些地方为了减少成本，偷工减料，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有外国人就说，你们中国刺绣拿回去放一两年怎么就褪色了？内行人一听就知道，肯定是偷工减料，本来这部分要绣20针，因为现在有机器喷涂的颜色打底，就只绣10针，颜料久了褪色，剩那没绣的10针就露馅了。而且前段时间我还发现，现在的绣品光泽度下降，仔细了解才知道，好多绣坊的老板为了节约成本，采用较差的蚕丝线。这样欺骗消费者的话，将来还有谁会去买中国刺绣？”

    至于朝鲜绣，记者也在绣品街上看到过，同尺寸的朝鲜绣只有苏绣成本的1/10，但是有些绣坊却将其冒名为苏绣售卖。由于这些人并未进行过针法的学习与训练，大部分只是绣制一些较为简单的风景或静物，质量与正宗苏绣有明显差距，不仅用料较差，颜色过渡也十分僵硬。“那些朝鲜工人一天的工钱才5块人民币，成本当然要低得多，但是购买这样技艺粗糙的绣品毫无收藏价值，这与街头贩卖的按色填充的十字绣没什么本质区别。”杨坚平如是说。

    “这些现象提醒我们该有意地去进行国内刺绣产业结构的调整。分清商品与艺术品的区别，提升自身绣品的质量，打造‘名人、名作、名牌’，走高精尖的路子，才是正道。”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唐克美在本届刺绣艺术学会年会上表示。

    实际上，就记者了解，我国刺绣产业结构的“调整”已然是暗潮涌动，承担分包制作业务的不仅有朝鲜、东南亚，也包括镇湖、沙坪这样产业发展集中的地方。刺绣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一些地方绣种因产业规模小，绣娘人数不足，便将自己的订单分包至产业聚集地，这些绣品运回后，贴个标签，便摇身一变成为本地绣品。更有甚者，将国家某重要会议场所定制的广绣条屏，分包到长沙进行刺绣，一时被业内传为笑谈。

    “不同绣种的针法、特点区分本来比较鲜明，现在是越来越趋同了，长此以往，可能到时候就只剩下一种‘中国刺绣’了。”杨坚平一直呼吁，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也要重视各地方绣种艺术特色和地方风格的传承和发展。

    原创：  几乎无解的难题？

    其实，绣坊间的仿冒成风以及被低价绣品抢滩市场的根本原因之一，正是当下中国刺绣的创新乏力，这也直接导致了国内绣品竞争力的降低。

    2010年，上海某公司一纸诉状将苏州市古吴绣皇工艺有限公司告上法庭，认为它侵犯了其对画家刘令华创作的油画《贵妃醉酒》享有的专有使用权，此事再度引发了刺绣界的思考和讨论。

    自古以来，绣娘们就习惯于从书画作品间寻找创作题材，近代摄影技术出现后，摄影图片也成为刺绣的重要选材之一，及至上世纪的国有或集体工艺美术企业中，均有专属画师为绣娘们绘制绣稿，而在私人绣坊林立、刺绣产业面临前所未有发展机遇的当下，绣娘们却陷入了无材可选、无画可绣的境地——绣当代名画，怕被诉侵权，绣古代作品，怕乏人问津。

    私人开设的绣坊规模小，负担重，很难再像从前聘请专属的画师作画，绣娘中有美术修养的又是少之又少，这意味着原创一幅绣品，对普通的绣坊和绣娘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与此同时，书画作品价格随艺术品市场的水涨船高，也让绣娘们对画作版权望洋兴叹。

    一位绣娘向记者透露，她也曾尝试过找画家合作，但要么价格谈不拢，要么画出的作品并不适合刺绣，最后只好作罢，还是回去绣那些老题材。

    然而，正如专家们在年会上说到的那样：“刺绣要发展必须创新，不能够坐吃山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绣娘开始自学美术、摄影，解决原创难的问题。个别产业集聚地如湖南，则采用“产学研”一体的办法，设立学校培养刺绣工艺、设计的专门人员，这为湘绣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报道，湘绣目前共有企业100多家，从业人员近20万人，年产值5亿元，出口交货值2.8亿元。

    这也令其他绣种的从业者们十分艳羡，“人家那里的政府是下了大力气的，很重视，像我们这样单打独斗，最后可能还是不成气候。”一位绣娘毫不隐晦地说。

    创新：     新与旧的“天人交战”

    尽管产业发展的迅猛程度比不上陶瓷、木雕等更为艺术品市场所熟知和青睐的品类，但中国刺绣在近些年来仍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一批热爱这项事业的中青年绣娘和“绣郎”，逐渐在新老更替的时代潮流中，成为刺绣产业的中流砥柱，他们中的部分人，更是勇立潮头，大胆突破进行创新。

    如苏绣名家梁雪芳，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合作，在苏绣中植入了现代艺术理念，对传统刺绣进行了从题材、内容到装裱方式的改良，近日，她又采用了最新的纳米防护技术处理绣品，在保证绣品色泽、手感等品质不降的前提下，解决了以往普遍存在的绣品防水、防潮、防腐的难题。

    中国刺绣艺术大师、杭绣名家金家虹新创的《青花》系列，大胆摒弃使用实体青花瓷瓶作为载体的一贯思路，将瓷瓶造型简约重叠为女子背影，仅挑一处重点细细施绣，不再像传统刺绣般将整幅修满，而是用水粉在透明材质的留白处进行晕染，整个画面唯美简约，精致灵动。

    浙江台绣的陈克和林霞大师，为解决台绣在服装上更加广泛的应用，采用喷绘的方式为原本的单色绣染色，并为此专门研制出了多次水洗也不会掉色的染料。

    尽管梁雪芳的突破得到了年轻一代的认可，金家虹的《恋恋青花》在首届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以及各类业内展会上备受瞩目，陈克和林霞的喷绘技术拯救台绣产业于危机之中，但这些人的创新仍然受到了来自多方的质疑。

    许多业内专家认为，传统只能够尊重和继承，而不应去改变和突破，“创新应该是立足于传统的创新，是将传统烂熟于心的创新，而不是置传统于不顾的刻意求新。比如台绣，刺绣本就应该是一针一线绣成的，用染色的手法，岂不是偷工减料？”金家虹作品中所应用的画绣结合，也曾被指“投机取巧”。

    然而，在时代审美已逐渐改变、消费群体日益年轻化的当代，一味固守传统，重复自我，是否也是一种“投机取巧”？

    在与本届刺绣专业委员会年会同期召开的“一代刺绣艺术宗师沈寿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28个绣种的近百位刺绣艺术大师和专家学者们，回顾了清代苏绣艺术大师沈寿的艺术成就。这位清代的奇女子，曾参照日本和西方的美术表现手法，创立了独特的“仿真绣”，这使中国刺绣的题材从传统花鸟纹样和文人画中突破出来，得到了极大地解放，及至今天，后人们仍承其余荫。

    刺绣创新的尺度与方向，在这次会议上多次被探讨、争论，但正如沈寿对于今人的启示，提升自身审美能力、加强创作，优化产品的市场功能和实用性，这两点对于创新的重要性最终还是为众人所认可。

    也许这样的争论还会持续，也许这争论正从另一个侧面昭示着，有着3000年历史的刺绣，在今天依然焕发着不朽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