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箭

我分享一下抗战时期我父亲的两段经历，首先是1936年红军长征到了延安以后，就成立了红军大师，当时主席就说，我们长征胜利到陕北有一段比较平稳的时期，需要给我们的军队干部进行培训和训练。北伐战争时期有一个黄埔，所以我们要建立自己的黄埔，就叫红埔，后来就说叫红军大学，这样成立了红军大学，后来改名为抗大。我父亲在延安时期主要是从事抗大的教育工作。抗大从第一期一直办到第五期，最后发展到规模一万多人，培养了我军大批的工作者。后来1939年主席跟我父亲讲，说延安现在人越来越多，延安人民的负担太重了，说你是不是带一些口、带一些嘴走，再一个，各个抗日根据地发展很快，需要大量的干部，说你带一些人走吧，这样我父亲就带着抗大，还有陕北公学一些学生，从延安出发到了晋察冀抗日前线。这些人去了以后，不光是留在晋察冀，还有沿路的晋绥，以后又到晋冀鲁豫，到新四军的华中根据地，这些人都分到各个根据地，壮大了各个根据地的队伍，后来又成立了很多抗大的分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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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9年的时候，中央决定让我父亲直接调到八路军总部担任野战政治部主任，那个时候朱老总已经从太行山回到延安了，准备筹办七大，当时在太行山留下的有彭德怀、左权、我父亲和杨立三，杨立三是后勤部长，我父亲是政治部主任，左权是参谋长，他们四个，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领导整个八路军的抗日活动。所以，后期主要是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工作。那个时候，因为咱们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我们的根据地都是一块一块的，像山西那边是晋绥、太岳，华北这块就是晋察冀、山东，分得很散。野战政治部出去一趟非常的困难，他那个时候工作的主要形式，在野战政治部开展政治工作的主要形式，一个是派巡视组，跟我们现在中纪委派巡视组是一样的，但是他主要的内容不是，我们现在巡视组的主要内容是反腐了，那时候的巡视组主要是指导各个根据地的政治工作，发现问题，搜集问题。再一个，很少几次召开一些政工会议，总结经验。主要的精力，他当时在太行山主要的精力放在对敌斗争，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包括国内的统一战线，团结国民党，团结抗日、民族党派这些工作。再一个是做敌工工作。当时在野战政治部的敌工科团结了大概有二三十位日本的，开始叫觉醒同盟，就是这里头一部分是被俘虏的日军，还有一部分是从延安日本的工盟学校过来的一些，这些日本人一块儿做日军敌工的宣传工作。后来成绩很大，这块工作后来成绩很大，因为从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一直到1940年、1941年，基本上没有日军战俘，那个时期，前期作战的日军是经过多年的武士道，还有敌军的反共心里，所以那些人非常的反共，甚至到什么程度，我们平型关大战的时候，消灭了日军一千多人，其中有一些，受了伤的日本战俘，我们当时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给这些日本伤病战俘给予人性化治疗。通过我们反复宣传和耐心做工作，很多日本战俘也参加了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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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和其中一些日本战俘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到了解放后五一、五二年的时候，日本的战俘基本上遣返回了日本，50年代初期中日关系很紧张，这些日本战俘回到日本以后，基本上都成为促进中日友好、反对日本的右倾政策的友好人士，他们回国以后处境也不容易，其中有一个叫前田光繁的日本老人，他回到日本以后，由于他当过八路军的战俘，各方面都遭到冷遇，安排工作所有的单位都不要他，最后没有办法，日本政府就把他安排在一个公园扫地，勉强维持生活。即使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他还是参加各种活动，他们也有各种民间组织，针对日本政府出台一些反动的政策，他们会上街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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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在日本，中日友好的几大主力，一是在日本投降跑了以后遗弃在中国的孤儿，这些人还不少，大部分都被中国的好心老百姓收养以后，他们长大以后回到日本。二是日本战犯，在我们阜新还有各地的战犯管理所，把他们改造好的，我父亲后来在公安部也主要从事这个工作，阜新战犯管理所是最大的，一大批的战犯。包括日本中将、少将这一级的，这些战犯，被我们改造好以后，回去以后都坚定不移促进中日关系。还有一部分是少量的反战同盟，我父亲对这些人以诚相待，都是把他们称为同志，而且当地革命根据地的老百姓都把他们叫为日本八路，所以，他们都非常感动。我父亲1978年去世的时候，前田光繁，还有其他一些人，都写纪念文章，怀念我父亲对他们的关怀之情。当时有些小事情让前田光繁一直念念不忘。前田光繁当年发疟疾，当时条件艰苦没有药。所以，给他吃奎宁，都是派我们武工队员到敌占区冒着生命危险给他拿回来给他吃，从老乡那里买一只鸡，炖鸡汤给他喝，他非常感动，当时没有认为这是什么，是一件很平常的小事，但是他念念不忘。1978年的时候，他在日本写文章纪念我的父亲。他甚至说，决定他这一生的人生观、世界观，是他的老师罗瑞卿，他都这样讲，我们看了以后很感动。那个时候这些反战同盟，确实做了很多工作。我父亲生前的时候讲得比较少，因为他工作比较匆忙，他也很少有时间讲他这个，而且我觉得他认为这是他的一个工作，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后来我慢慢通过做地下工作的老八路，他们离退休以后，我们拜访他们，他们讲的这些，特别是回国以后的这些日本友人，咱们大概是抗日战争65周年的时候，请了一些人来，给他们发的奖章，通过他们的讲述，我才慢慢了解到，那一段的敌工工作，居然对他们产生那么深刻的影响，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很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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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觉得虽然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那只是我父亲工作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他这一部分，一是过去了解少，另外也没有想到会起这么大的作用。我觉得这是他的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开展积极的文化体育活动。我父亲在南充的时候，他是一个中学生。中学生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特别喜欢文体活动的积极分子，当然，一方面那个时候地下的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就发挥他的特长，利用这个去做一些宣传工作。另外，他是学校足球队的守门员，个子比较高，他积极地推崇文明戏，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舞台就是一些京剧、川剧这些戏剧，所谓的文明戏就是话剧，这是从西方传来的。话剧，就更接近群众，它直白，讲白话文，川剧、京剧都是文言文，一般青年人不喜欢这个。他就演话剧，大部分是火爆剧，就像咱们现在小品一类的东西，都是配合时事宣传。他热衷于这个，所以遭到他家庭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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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抗大以后，在延安抗大以后，他就成立文工团，带着文工团到部队里去慰问，那时影响很大，团结了很大一部分文人，解放后都是名人了，像欧阳三春，郑立成这些，都是解放后，按现在说都是大腕了。到了太行山以后，他就讲八路军仍然需要开展积极活跃的文艺活动，一方面是向群众宣传，另外一方面也是活跃部队的生活。他带着抗大的篮球队到了太行山，路过贺老总120师的驻地，晋绥的驻地的时候，就和120师进行篮球赛。虽然互有胜负，但是贺老总看上抗大篮球队这几个人了，要我父亲把这几个人留下来给他，我父亲回应那不行，得到太行山总部报道以后，然后再定这个分配方案。后来到了太行山以后，在分配这些人的时候，我父亲还是满足了贺老总要求。这几个人是1949年解放后我国篮球队的主力，后来有的成了领队教练，都是很有名的。当时抗大文工团在每一次在太行山演出的时候，都要事先发布告，布告一发，老百姓很早就赶来了，坐得满山满谷，坐得满满的，看我们八路军的演出。一个是密切了军民关系，再一个是做了抗日宣传。而且在这些演出中间，还成就了很多革命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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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跟我讲故事很少很少，他生前工作特别繁忙，但是从他只言片语，后来我们去搜集和了解一些材料，慢慢就有了一个大体的轮廓。实际上，1936年，红军长征结束了，到了延安，就相对稳定一点了。毛主席就提出来，要建立一个正规的大学，就像黄埔一样。主席还是一直念念不忘北伐时期的黄埔，实际上黄埔培养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也好，共产党军队也好，那些优秀的指挥人才，都是黄埔出来的。所以，他就说我们红军应该建立自己的学校，我们叫“红埔”，当然后来就没有用“红埔”这个名字了。因为当时四方面军有一个红军大学，一方面军也有红军学校，说把这个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红军大学。主席一召集，这些干部就讲，我们也要成立自己的黄埔叫“红埔”。说成立一个学校，首先要找一个好的校长，主席说我给你们推荐一个，林彪同志当校长，你们认为合格不合格，大家鼓掌说合格。因为林彪是红军中间年轻有名的将领，在历次反苏维埃以及长征路上都打了漂亮的仗。除了有一个校长，还要有一个教育长，有一个教育长是管教育具体的。主席说我也给你们请一个人来，说罗瑞卿当教育长，你们说合格不合格，说合格。主席还介绍了一下我的父亲，说罗瑞卿有一个外号叫“小邓演达”，因为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了，后来是武汉黄埔的校长。邓演达一个特点就是特别能演讲，会演讲，言辞有鼓动性，而且他有一个特点，演讲的时候有很多肢体性语言，这样引起人的注意，他演讲会吸引人。主席说罗瑞卿也会演讲，他演讲的风格非常像邓演达，所以他有一个外号叫小邓演达，说他当教育长合格不合格。就这样，就成立了第一支红大，林彪是校长，刘伯承、徐向前是副校长，我父亲是教育长，训练部长是周昆，抗大第一期的时候只有八百多人，基本上都是红军各级领导，还有一科是师以上的领导，像罗荣桓元帅，少量的高级领导，二科是团营领导，像杨成武、杨得志、杨勇等这些，1955年授予的这一批上将基本上这个班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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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是营连干部、基层干部，一共是八百多人。到第二期招一些青年学生，当时斯诺采访完后在国统区发布以后，延安一下子就热起来了，很多青年学生讲，要抗日就上延安，好多年轻的学生都跑到延安来了。刚开始国民党还没怎么重视这个问题，去几个就去几个吧。他们这些人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头报名以后，当时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还有给延安的卡车，前期这些学生都坐着大卡车，你看有些照片都是坐在卡车上的。到了后期，国民党发现这个问题，就开始封锁，从洛阳、临潼很多往延安去的路上，查得特别严，车辆是走不通了，很多人都步行，昼夜步行，几昼夜就往延安去，延安当时的吸引力非常大。到了第二期以后，延安已经开始向全国招生了，抗大作为一个大学招生了，那个时候我父亲说，我们要做一个招生简介，招生广告。说怎么办呢？就选两个身材比较高大的战士，拿着枪，站在延安的大门口，有点学黄埔，记得黄埔有一个大门的照片，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往他处，孙中山先生亲自写的两个，我们抗大也把大门照一个，两个战士在那个地方，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弄了很漂亮的封面，到延安专门请了摄影师，让他们设计了一个封面，招生简章广告一发，全国的人都来了。到了第二期的时候，已经有1400多人，除了800多军队干部，有600多的地方学生。到了第三期已经2000多人了，第四期5000人多人，第五期一万多人，比现在清华规模都大。那个时候，抗大已经影响非常大了，我父亲抗大校庆三周年的时候就讲，抗大、抗大，越抗越大，说我们抗大发展非常快，到后来已经是一个影响非常大的学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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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教育了广大的青年学生，全国各地的学生都来，一万多人。这里头就是后来出了很多，我们党、军队的各级领导，特别是到1939年以后，1939年主席让我父亲带抗大的学生到各个根据地去，一方面是支援各个根据地的建设，另一方面带着口走，减轻边区。这些人到了根据地，不但分散在各个根据地，而且又在各个根据地建立了11个分校，抗大的11个分校。建国以后，你问很多党和军队的领导，基本上都有抗大学历，我是抗大出来的，或者哪个分校出来的。我觉得抗大对抗日战争最大的贡献就是培养了大批的骨干力量，充实到我们各个根据地的各级领导岗位，这个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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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抗大期间，我们八路军的建军的原则、建军的理念，慢慢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出去，国民党也很羡慕，也很想学，后来我们为了建立统一战线，具体哪一年我不记得了，在武汉，国民党军政委员会下面也成立了政治部，总政治部长是陈诚，开一个政治工作会议，特别邀请八路军、新四军来介绍咱们军队中间的政治工作，你们怎么动员士兵，动员参政。后来毛主席很重视这个事情，一是宣传我们军队的机会，另外一个也是做统战工作，说罗瑞卿你去吧，你是黄埔武汉六期的，你的黄埔同学很多，你去吧。我父亲一个，还有谭政、李涛，新四军代表是张延平，他们四个去了，到了武汉。当然，国民党，一是从本质上跟我们人民军队不一样，他们也学不了我们这些。另外，他也是做个样子，但是我父亲在武汉会议期间，就把很多抗大的教程、抗大的教研上的课，给他们介绍。同时，在会议期间又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跟他们同学会联络，起了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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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虽然在黄埔六期是武生大队，是协助军事斗争出来的，他到了红军以后，基本上都是从事政治工作的，所以他有长期政治工作的经验。中央苏区的时候，他是红11师，红四军，林彪、聂荣臻领导下的红四军，就是朱毛红军的主力了，就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部队组成。红十一师的政委，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一年多。应该说，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是很有体会的，很有体验的。而且再往前算，红11师实际上是红四军二总队演变过来的，当时红四军有一总队、二总队、三总队、四总队。一总队是南昌起义部队的主流，三总队是秋收起义的，后来把一总队抽一部分人，二总队抽一般人，再加上两个起义过来的滇军，就是云南的军阀起义过来的两个营，合并为二总队。刚开始二总队的部队，战斗力也不强，纪律特别的涣散，主席就很不满意，说这支部队要进行改造。就派罗荣桓、罗瑞卿、赖传珠、韩伟，就是派了一些红军自己部队的骨干到了二总队。工作几个月，二总队的面貌就发生变化了。当时上海中央派的人来考察以后，还专门有一个报告，说经过罗荣桓和罗瑞卿的努力工作，使二总队的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我父亲实际上从基层的政治工作开始做起，后来到二总队的政治部主任，十一师的政委，长期的政治工作积累了很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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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到延安抗大的时候，陈诚就给毛主席提出来，希望八路军把我们红军八路军政治的工作经验向国民党军队做一个介绍。主席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是宣传我们政治工作的一个机会，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父亲。他当时已经在抗大当教育长，说你必须脱产来完成这个任务，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政治工作任务。主席在他旁边的一个窑洞，实际上让他闭关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在屋子里写这个。原本主席是要亲自写，但主席事情太多，他没有这么多时间，就让我父亲写，当然一些提纲和大的方针都是通过主席商量。为什么他在旁边，随时有机会和主席交流，他就把自己多年政治工作的经验、体会，加上我们军队工作的总结，写了一个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写了一个小册子。延安新华出版社出版了，是我们军队内部的。这本书被一位地下党员想办法用三联书店的名义给发行了，介绍给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不会把书扔掉，就是我刚才讲的他学不来。但是这本书，后来讲我们军队政治工作中间的三个重要的著作，一个是古田会议的决议，这是红军时期的，这个后来就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本原则，古田会议。还有一个是我父亲写的，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实际上都是总结我们部队的一些政治工作的经验。还有一个是谭震，也是在延安时期，叫政治工作总结，那时候是总结我们军队自己的。我父亲那个为了统战的需要，要有点改头换面，但精髓是一样的。这三本著作是作为我们军队政治工作的三部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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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父亲实际上从1928年到上海，和中央接上头，把他派到闽西，很快和主席接上头了。我认为，我的父亲在红军主要的经历，都是和毛主席在一起，后来他和红四军，而且他参加了古田会议，他当时参加古田会议是二总队五支队的党当时，以那个身份。所以，在古田会议，后来他跟我们偶尔讲这一点，他在古田会议上，他对主席是非常钦佩的，觉得主席这些坚定的原则，对红军改造旧部队是非常有用的。当时在闽西的时候，主席交给他很多具体的任务，让他带着一个组到地方做调查研究，主席就一点一点教给他。实际上调查研究之前，先要做笔记，先要做准备，然后列提纲，等于我父亲做政治工作，实际上是在毛主席具体指导下和引领下一步一步走过来。在红军，他参加了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等于红军时期的整个全过程他都参加了，而且是在政治岗位。所以，我觉得他对于古田会议的理解，后来他自己亲身工作的经验，他都有切身体会。后来到了三次反围剿以后，他主要做政治保卫局的工作，政治保卫工作实际上是红军政治工作里的最核心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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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红军都是一些分了土地的农民参军，还有大部分是战场上俘虏和起义过来的部队。所以，对旧的部队的改造，还有特别是战场上防止部队临阵逃脱，是政治保卫局很大的责任和重要工作。你到战场上，你再拿枪逼着这些战士去，那是没有用的，战场一崩溃了，一个人不可能堵这么多。所以，必须要靠平常的思想教育，打下了基础。那个时期，红军建军不像现在，要比现在艰难得多，各种各样的这种复杂的情况，都要去应对。所以，他们那时候积累了经验，都是真正的切身的经验。所以，我觉得我父亲后来长期在军队政治工作，岗位上工作，他们都有切身体会。到了1959年，他做总参谋长，实际上主要是抓军事工作的，但是他对政治工作仍然不放心。那个时候，罗荣桓伯伯是总政主任，他身体很不好，后来也休息了。后来是肖华，肖华得了肝炎，长期在修养，长征组歌是他在休养期间抽时间写的，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不在位的时候，总政没有主任，只有几个副主任。所以，大部分政治工作的一些事情都要请示我父亲。人家说罗瑞卿当总长，实际上是半个总政主任。这都是他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经验，对他是驾轻就熟的事情，他都有一套原则和经验，实际上都是秉承了毛主席的政治工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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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说了，1938年我出生于延安，我父亲1939年就走了。他走的时候我可能1岁多一点，那时候没有记忆。所以，他走的时候，好象我没有印象他是怎么走的。我们这些人，包括你们采访的很多人，我们实际上叫历史的产物。1936年，红军到延安，到了延安相对稳定了，然后从1937年开始，大批的青年学生到延安，包括大量的女学生到延安。女学生来了以后，就跟这些红军的老干部就组成家庭，才有了我们。所以，我大概算在延安出生比较早的，我们是革命的产物，比较早的。然后，1939年、1940年陆陆续续的一批，我们前面的大哥哥、大姐姐那一辈，都是烈士的子女，都是后来周恩来总理派地下工作把他们找的人，包括李鹏他们，他们都比较大，他不可能是到延安以后出生。当时到了我们这些人出生以后，因为父亲母亲需要到前线，怎么办呢？刚开始就把我们都送到老乡家里，到了3岁才能入保育院。我妈妈跟我说，到三岁的时候，把我从老乡家接回来送到保育院。当时我父亲不在了，他在太行山。当时在延安像我们这样的孩子就慢慢多起来了，我们都在保育院，哪一位叔叔阿姨从前方回来，住在中组部招待所，也就是几个窑洞，住在中组部招待所，都毫无例外的要到保育院把娃娃们接过来，就是他的战友孩子接过来，跟他们生活一两天，然后招待所的饭食要好一点。我大概跟我父亲见了之前，最早像我和刘帅的儿子刘太行，还有左权将军的儿子左太北，我们都是在朱老总家里，我们喊朱老总喊爹爹，按四川的话，爹爹也是叫爸爸的意思，康妈妈，在他们家。康妈妈因为自己没有亲生孩子，他特别喜欢小孩，特别疼爱小孩，朱老总也是特别的慈祥，一到星期六，他就派几个战士骑着马把我们接到朱老总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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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8月15日，那一年的天空特别的晴朗，有大月亮在那挂着。朱老总把我们这几个孩子接过去过八月节，一点月饼，一点梨，大概还有一点枣，放在那，康妈妈没有说让我们吃，我们谁也不敢动手，孩子的眼睛就老盯着那些，大人说了什么话大概也记不得了。我只有一个印象，朱老总后来从屋里搬出一把扬琴，我不知道是什么玩艺儿，大扬琴，那一晚上，月光皎洁，扬琴悠悠，然后脑子里光有月饼，到了最后才掰开一个，一人分一块，那个印象到现在我一直都有。一直到了解放后，听音乐会，我发现台上也有这个东西，问别人这是什么？说是扬琴，我才知道那个叫扬琴。当时在延安的生活，基本上是逢年过节在朱老总家过，然后前方有宿舍，阿姨回来，我们就到宿舍去。我们小时候的印象，只要是穿着八路军军装的，回到延安来，把我们接过去，全部都是叔叔阿姨，叫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就记得陈赓伯伯回来也把我们召集，他有一个习惯，早上要洗冷水澡，老乡接了一个装水的大缸，他脱光衣服就跳进去，紧接着到延河挑一担水。我就坐在旁边看，他就跟我聊天。那个印象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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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第一次回来，我并没有认为是我的父亲，和前方的叔叔回来是一样的。小孩子的概念，从前方回来的都是叔叔阿姨。那个老师说这是你的爸爸，我也没有什么概念。朱老总也叫爹爹，也叫爸爸，不知道这个爸爸跟叔叔、阿姨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亲人。当时延安条件比较艰苦，主席，还有老总，他们有一辆轿车，咱们现在的小轿车，是很笨的玩艺，是陈嘉庚到延安的时候捐给延安的，只有他们几个领导人可以坐，美军观察组走的时候，留了一个中吉普，现在很少见那种，就是比吉普车要大一点，后面是这么二排，人对着坐，车头在这儿，叫中吉普，是首长们坐的。还有几辆卡车，我父亲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关系弄了一辆卡车坐着，从王家坪到保育院，保育院在王家坪离那还有一段距离，也不算太长，弄了一个大家伙，说你爸爸来接你了，把我领着门口，指着一个高个子，说那是你的爸爸。我以前不认识他，我也不知道这个爸爸是什么意思，就是跟每次回来的叔叔阿姨一样，反正是前方回来的人，我就跟着他走，他坐在驾驶室里头，把我抱上去，放进去，旁边有一个司机，就走了。那个卡车，现在没有那种喇叭了，原来那种电喇叭，一摁，特别的响，不是电喇叭，是汽喇叭，特别的响，我吓了一跳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特别紧张，在那里坐着。从保育院坐到王家坪，下来的时候，我两个腿都麻了，蹲了半天也起不来，我爸爸问我怎么了，我说腿麻了，他颠着我慢慢地走回去，过一回才好，那是第一次见着，这个概念是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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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后来，那是1943年，爸爸妈妈从前方回来，回来准备参加七大，所以他们等于回来就不走了。那时候住在王家坪。我们在延安基本住的是窑洞，在王家坪住的是平房，那个房子现在还在，可见那房子的质量多好。现在是教育局的职工宿舍，当然现在变成遗址保护起来了。王家坪是八路军总部，那一排平房原来是作战科住的，就在那生活了一段时间。我和我的妹妹，我的爸爸妈妈住着平房，我和我的妹妹还是住的从这往上走的一个沟里的窑洞，有一个小战士带着我，生活在那，慢慢生活了一段时间，哦，爸爸妈妈，才有了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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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像我这种经历大概都是，你采访我们大概这种岁数的，大概都是这样的经历，从小就是跟保育院的老师、阿姨在一起，跟孩子们在一级，跟父亲母亲即使在一起的时间也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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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军队，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东方战场上起到了骨干的作用，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是得到国外一直是承认的。特别是美国，他认为中国的战场把日军的陆军的主力部队拖在中国的战场上，对美国是最大的支援。因为当时的日本陆军在国际上是一支很强的力量，这个他们都是有公认的。如果日本的陆军攻到太平洋甚至攻到美国本土，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美国最后向日本本土进攻的时候，他在中途的时候都遇到了激烈的抵抗，在硫黄岛、在冲绳，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所以为什么最后动用原子弹，他也觉得美国陆军如果登陆到日本，他要牺牲是太残酷了，会受不了，最后把原子弹拿来，他也知道这个武器是大规模杀伤，会杀死很多平民。中国的战场，一方面把80万关东军摁在东北，死死的不敢动，因为华北抗日战场对他牵制很大。实际上号称80万关东军，已经超出了很多主力支援他的华北战场。敌后游击战把他搞得心神不宁，他已经悄悄抽了很多部队。所以后来为什么苏联出兵东北，摧枯拉朽一下子就过来了，没有遇到关东军什么有力的抵抗，他们也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通过日本档案解密后来才知道，关东军后来已经悄悄地把他的主力抽到华北来维持他的治安，来对付八路军。日本的陆军的主力的大部分都已经被消耗在中国的战场上，这是对美国太平洋战争一个最大的制约，非常大的制约。所以，美国任命蒋介石作中国主战场的总司令，就是想让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战场上，包括印缅战场上，出更多的力，腾出美国和英国的主力到东南亚一带去争夺。所以，我们过去因为媒体的主流都是一些西方媒体，片面地突出欧洲战场的作用，太平洋战争就讲几个大海战，这宣传的比较多，对中国战场，特别是中国战场艰苦的抗日宣传得很少。国民党战场虽然败仗多，但是最后国民党200多万部队退守中国的西南，毕竟有那么一个力量在那里，日军的陆军主力不敢大规模的南移或者东移，他最后已经没有力量在武力上消灭中国，只能靠政治诱降，搞这些明堂，说明日本特别是陆军的主力已经被牢牢地拖在中国的战场上，为了最后的东方战场的胜利，打下了基础。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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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军队，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东方战场上起到了骨干的作用，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是得到国外一直是承认的。特别是美国，他认为中国的战场把日军的陆军的主力部队拖在中国的战场上，对美国是最大的支援。因为当时的日本陆军在国际上是一支很强的力量，这个他们都是有公认的。如果日本的陆军攻到太平洋甚至攻到美国本土，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美国最后向日本本土进攻的时候，他在中途的时候都遇到了激烈的抵抗，在硫黄岛、在冲绳，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所以为什么最后动用原子弹，他也觉得美国陆军如果登陆到日本，他要牺牲是太残酷了，会受不了，最后把原子弹拿来，他也知道这个武器是大规模杀伤，会杀死很多平民。中国的战场，一方面把80万关东军摁在东北，死死的不敢动，因为华北抗日战场对他牵制很大。实际上号称80万关东军，已经超出了很多主力支援他的华北战场。敌后游击战把他搞得心神不宁，他已经悄悄抽了很多部队。所以后来为什么苏联出兵东北，摧枯拉朽一下子就过来了，没有遇到关东军什么有力的抵抗，他们也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通过日本档案解密后来才知道，关东军后来已经悄悄地把他的主力抽到华北来维持他的治安，来对付八路军。日本的陆军的主力的大部分都已经被消耗在中国的战场上，这是对美国太平洋战争一个最大的制约，非常大的制约。所以，美国任命蒋介石作中国主战场的总司令，就是想让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战场上，包括印缅战场上，出更多的力，腾出美国和英国的主力到东南亚一带去争夺。所以，我们过去因为媒体的主流都是一些西方媒体，片面地突出欧洲战场的作用，太平洋战争就讲几个大海战，这宣传的比较多，对中国战场，特别是中国战场艰苦的抗日宣传得很少。国民党战场虽然败仗多，但是最后国民党200多万部队退守中国的西南，毕竟有那么一个力量在那里，日军的陆军主力不敢大规模的南移或者东移，他最后已经没有力量在武力上消灭中国，只能靠政治诱降，搞这些明堂，说明日本特别是陆军的主力已经被牢牢地拖在中国的战场上，为了最后的东方战场的胜利，打下了基础。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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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红军接受国民党的领导，把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八路军，当时红军战士、红军的干部战士把帽子扔了以后都不干，把红星摘了以后，弄上一个青天白日徽，那得要做多大工作。我把我的红军根据地，我改名为边区，所谓边区就是边缘区域，省和省的边区划一块作为抗日根据地，我还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我的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共产党已经做了极大的忍让，为了什么？为了推动国民党的抗日，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然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原来我们红军根据地苏区是打土豪分田地，把这些地主土豪的土地没收了分给贫农，我现在就是说，我边区不执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我执行什么呢？我仍然承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只是要求地主减租减息，你把剥削农民的地租减少一些，让农民也有活路，让农民和地主都来抗日，就是放弃了我们原来的很多既定的政策，我们为了维护统一战线，采取了很多新的政策，减租减息，然后建立边区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所谓三三制就是共产党占三分之一，国民党占三分之一，民主人士占三分之一，实际上你是边区政府，共产党已经失去多数了，只能靠工作，团结那些民主人士统一我的政策，一系列的这些政策，都是为了达到一个建立广泛的民主抗日统一战线，包括我们根据地，还有国统区。实际上最后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虽然最后不理想，中间有分有合，而且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十大纲领，共产党不是执政党，你提出这十大纲领，都是一些建国方针，实际上是推动国民党。我们推出十大建国纲领，实际上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最后国民党不得不接受，国民党几中全会推出了他的建国纲领，基本上接受了我们的抗日主张。所以，最后全民抗战的这个局面的形成，是共产党在后面做了极大的推动得来的，才有全民抗战这个局面。

罗箭

第三，共产党毛主席提出了正确的抗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战略是什么？论持久战，就是持久战。分析了日本和中国的国情、民情各方面的情况，日本是国强、兵强，中国是国弱、兵弱，所以跟日本的全面冲突，只能是持久战，不可能速胜。但是日本也不可能短期把中国灭亡，所以要坚持，在战略上一定要坚持持久战，这个跟前面说的统一战线是相连的。你要持久战，必须动员全民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你才能坚持持久战，这是战略。这个也不容易，即使在党内，也有争论，在国内争论就更大了。所以，在战略上是持久战。在战术上，八路军、新四军只能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具体的战术是这个。建议国民党军队执行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国民党没有采取，没有听我们的意见，他就跟人家硬碰硬的正面的阵地战，所以你打不过日本，从武器装备，从军队的素质都不行。台儿庄为什么取得局部的胜利？台儿庄大战，李宗仁是前线总指挥，周恩来到前线去，跟李宗仁谈，劝李宗仁来执行灵活的运动战，然后又派叶剑英带着小组，在李宗仁指挥部坐镇，所以李宗仁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才取得了局部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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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你要讲一个一个平型关大战也好，容易把人家的眼光吸引到一些具体的战略上，没有从宏观上看中国共产党在后面的巨大推动作用，建立全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作用大得很，然后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战术方针。虽然国民党没有接受或者局部接受，但是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后从最终的效果来看，共产党就是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一点一点积累战果。主席在延安把彭德怀叫去以后，对他的百团大战有意见，就是这么讲的。说我们八路军没有能力跟人家打这种大兵团的作战，你百团大战，暴露了我们的实力了，引来的直接效果就是皖南事变，国民党发现共产党还有这么大的力量，就不愿意跟你合作。再一个，日本人换将冈村宁次，把冈村宁次从南阳调回来，冈村宁次是个什么人，这个家伙最坏，他对我们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扫荡，搞三光政策，最吃苦的是根据地的老百姓，让我们的根据地面积大规模的缩小，老百姓归大屯也好，吃尽的苦头，因为我们暴露了我们的实力，搞百团，共产党还有一百个团，好家伙，这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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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就讲，你知道吗，民间有一个温水煮青蛙的故事，你看晋察冀聂荣臻和山东的罗荣桓，今天消灭你一个班，明天消灭你一个排，甚至一天消灭一个日本人，一点一点，日本人觉得没有多大损失，一年下来，消灭日本人一万多人，自己几乎没有什么损失。你消灭日本，也消灭一百多人，你自己伤亡了八千多人，你有什么合算的。讲具体的战略战术，我们共产党内也有不同的认识，到国民党更看不起，游击战是小打小闹，都不成气候，但实际效果不是那样。国民党消灭了日军八十多万，自己牺牲了220多万，国民党和日本人前期是1：6，到后期是1：3，我们牺牲这么大是不值得的。我们正确的战略战术，实际效果要好得多。所以，咱们得要有一定的历史感，一定的高度来全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