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萧克一辈子不爱名、不爱利，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他每天晚上很晚睡觉，阅读大量的中外名著，常常秉烛读书到深夜。几十年如一日，父亲廉洁自律、艰苦朴素的革命老传统更是一刻都不会偏离。父亲为人正直，心胸宽厚，光明磊落，坚持真理。他的革命风骨和高尚情操，为我们后辈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绘地图步行到广州参加革命

　　父亲出身在一个贫苦的书香世家，从他曾祖父起一直到他的堂哥，四代人读书、教书。他的父亲常用一本曾祖父毛笔抄写的《书经》来教导他，要学习祖辈认真治学的精神。尽管生活艰难，父亲从小就跟着家里人念过诗书，学过毛笔字。听父亲自己讲，他小时候每天除了上山放牛割草，余下来的时间就抓紧读书。那时书很少，父亲就问人家借来读，读完了还给人家，再借新的。平常大人们在一起作诗联对，诵经讲史，父亲就在一旁似懂非懂地听着。逢年过节的时候，大人们在家里写对联，父亲就在边上帮着磨墨。这些文事活动和一副副对仗工整、字迹秀美的对联，对今后父亲的文学爱好，有着很大启迪。

　　当时父亲的读书条件很差，家里很穷，供不起他上学，一直是半工半读。由于父亲的勤奋好学，让校长很喜欢他，常给他一些小事做做，下课后他为学校刻蜡版、印讲义。这样每学期可以挣些钱，用来交学费交伙食费。那时的父亲不羡慕荣华富贵，也不为贫穷感到自卑，而是如饥似渴地求知。

　　父亲很早就受到民族革命思想的影响。1925年，十几岁的父亲正上高级小学，那时共产主义思想、马列主义已经传到中国，老师就为学校订一些进步报刊，父亲浏览之后，思想开阔了许多。

　　也就是在那时候，在广东读大学的堂哥不断给父亲寄来有炙扩东革命的书刊。当时的广东是革命的根据地，国共合作掀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如火如荼。父亲被那里强烈的革命气氛所感染，他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只有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中解放出来，中国才有出路。

　　父亲的老家位于湖南和广东的交界处，从未出过门的父亲还从书本上描下一张地图，又向出过远门的人调查请教后，标上了地名。就这样，凭着一张手绘的地图，父亲孤身一人，头一次走出了生活过十八年的山沟沟，投身到滚滚的革命大潮中。

　　父亲被称作是“军人学者”，不仅因为他爱看书，还因为他对文学创作也非常有兴趣。说起父亲在文学创作上的赫赫“战绩”，最值得称道的便是被著名作家夏衍称为“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史中一部奇书”的《浴血罗霄》。1988年建军节前夕，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之中的《浴血罗霄》，跨越了半个世纪，终于得以出版。1991年3月，《浴血罗霄》荣获1984——1988年度茅盾文学奖荣誉奖。这是对父亲本人及作品本身的肯定，也是对这部小说成书的奇特经历的褒扬。

　　在开国将帅中，能诗善书的父亲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儒将，他不仅嗜书如命，而且爱好书法。父亲在书法上没有经过深造，但他的书法是很不错的，隶书、楷书、草书都能写。父亲从小跟着堂哥学写毛笔字，堂哥教他写字要“四正”，即纸正、笔正、身正、心正，这“四正”直到父亲耄耋之年仍坚持着。我小时候读书，父亲时常检查我的作业，要我好好练字，就用“四正”教我。父亲对我说，这“四正”不仅是写字的规矩，更是做人的道理，父亲的教诲使我终身受益。

出征前连夜为我写了三千个字

　　我其实也不是独子，上头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姐姐早亡，长征中生了我哥哥，抗战爆发后，由于行军打仗，孩子带着不方便，就把我哥哥送回我母亲老家。后来日本人打到长沙，当时兵力不够，常德等地方去不了，日本人就动坏脑子放鼠疫，死了很多人，我哥哥也没能逃过那场劫难。我是抗日战争的时候出生的，生了以后抱起来就跟着部队走。当时日本人对晋察冀地区发动了空前残酷、空前野蛮的“五一大扫荡”，父亲、母亲根本带不了我，就把我送到老乡家，一呆就是三年多。老乡家里根本没饭吃，我们就采些树叶子，弄些糠充饥。树叶实在太苦了，我吃不下去。老乡把树叶放在河边，在水里冲几天，叶子冲烂了，苦味才淡了，再蒸熟，勉强下咽。后来听老乡说，一村子二十二个孩子，就活了两个，其中一个就是我。

　　1947年，我八岁的时候，跟着部队在晋察冀地区到处走，到了一个地方，有小学就上几天课，等到部队转移了，就又跟着继续走。战争时期的条件十分艰苦，根本没有办法好好读书。当时父亲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协助聂帅开展晋察冀边区工作。后来到解放战争期间，父亲又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亲自指挥作战。

　　当时，父亲天天在前线打仗，我很难和父亲见上一面。有一天，父亲在临走前，把一张很大的草纸交到我手里，我一看，上面是父亲用正楷写好的三千个常用字。父亲对我说：“孩子，你要把这些字全认下来，学会写，学会念，这样你就能看书了。”说完，父亲就走了。原来，父亲知道第二天要带兵打仗，当天就通宵熬夜为了我写了三千个常用字。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成才，但在当时的战争环境里，他根本无暇过问我的学习和生活，而且在那样一个特殊时期，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也许父亲想到自己这一去，很有可能回不来了，就把对儿子的深深期许和关爱，都渗透在这张发黄的纸头里。

　　父亲走后，我就照着这张纸，天天写天天读。碰到不认识的字就问妈妈，妈妈上班的时候，我就问部队里的叔叔阿姨。叔叔阿姨们见了我就说：“这小孩真是爱学习，和他爸爸尸样。”我心里老有个信念，我觉得只要我天天努力学习纸头上的字，等我全学会了，到那个时候，父亲也就从前方凯旋了。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已经是军队的高级将领。在学校里，没人知道我是萧克的儿子。那时候我的学校离家很远，父母干脆让我住校，每周回一次家。父亲从来没有用公车接送过我，我周六从学校走到家时，一般天都黑了。有一次我发烧，但还是硬靠脚板子走回家，回家后就大病一场，母亲十分心疼。但病好后，一切照旧，父亲从来没想过要特别优待我这个独苗。

在家里洗完澡的水用来冲马桶

　　父亲一生勤俭朴素，一尘不染，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作风。父亲自己是这样做的，他也很注意在这方面对我提出要求。

　　父亲以前就一直穿打补丁的衣服，直到后来他住到医院里，身上的衬衣都还是补的。医生关照我们要给父亲换新衬衣，他就不高兴了。父亲认为衣服脏了没办法，要洗干净。但是衣服破了，补了补丁，就还能穿，为什么不给他穿。他总对我们说：“我不需要买新的，你们给别人买，不用替我买。”

　　记得小时候，我穿的衣服，到了上小学，上初中，好多都是大人的衣服改制的，都是补了补丁的。到了七十年代，等我的两个儿子读书的时候，还经常穿补丁的衣服。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人穿打补丁的衣服了，老师都以为我儿子家里有多困难，也不知道他们的爷爷是谁。他们从小就被教育，出去绝不能张扬，绝不能用家里的身份炫耀。

　　父亲非常爱吃红烧肉、扣肉，每次都要吃上好几块，但家里规定只有节假日才能吃，平时吃饭都是节俭清淡的五谷杂粮，像小米和窝头，一个礼拜起码吃个两三次。记得有一次，我小儿子班上出去春游，中午大家吃点心，其他同学都带了面包、饼什么的，我儿子带了两个窝头。那时“文革”都已经结束了，一般家里都不吃窝头了，同学们都笑话他说：“你家里还那么困难啊。”我小儿子却不以为意，家里做什么他就带什么，他自己吃得倒挺香。

　　父亲对于他的下级也好，还是一般的士兵、老百姓，都是客客气气的。如果看到我们对工作人员态度不好、对人家不客气，他一定会狠狠地批评我们。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都是穷人起来干革命，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大家都是一样的。”

　　我们家浴缸旁边一直放着两个大桶。父亲每次洗好澡、洗好头，都要把脏水倒进大桶里面，用来冲马桶。到现在几十年了，不仅我父亲、母亲，我们家到现在都是这样的，我儿子也都习惯用洗澡水来冲马桶，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从小就是看着爷爷、奶奶这样做的。父亲、母亲在家里常说：“北京是严重缺水的城市，全国一直在呼吁保护水资源，我们一定要积极响应号召，不能浪费水。”

　　中央军委的领导来家里看望父亲，看到我们家房子很陈旧，都说：“萧老家的房子怎么破破烂烂的。”总参给家里批了钱让我们修房子，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我的房子比老百姓的房子好多了，用不着修。”后来，总参的一个管理局领导见到我，忍不住问：“怎么给你们家批了钱了，还不修房子呢？”我说：“我父亲母亲从来不让修。”

　　父亲一贯艰苦朴素、勤俭持家，他认为不必要用的东西何必浪费。在父亲的熏陶下，我们家人都觉得奢华是对社会的浪费，是可耻的，从来不搞铺张浪费。

找工作要靠自己

　　父亲为人非常耿直，原则性强，实事求是。他常对我们说：“你们在外面要尽力干，好好干。你们小时候跟着家里吃饭，这就是对你们很大的照顾了。我不会给你们的工作帮忙，全要靠你们自己。”

　　我在北大，学的是哲学。毕业以后，我参加过三年劳动，在洞庭湖围垦造田，种水稻。当时父亲已经去了江西农场，六十出头的人，每天来回赶二十几里路，挑着九十斤柴，劳动量是很大的。即使在那个时候，父亲还坚持天天学习，看马列著作。除了挑柴做饭，他还买了一套木匠的工具，自己学做桌子、板凳，家里的家具大部分都是他自己亲手做的。他以前没有做过，但他很钻，会琢磨，做得还挺像个样。父亲对我说，当时他就想学个手艺更好，组织上安排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后来，我在武警部队里工作，当时还是师级干部。部队的司令政委来看我父亲，对父亲说：“萧星华在我们那儿干得很好，工作很不错啊。”父亲脸一沉，朝着司令说：“不要乱说，什么很好。仗也没打过，他有多少经验，他要好好学习！”父亲有个原则，对家里的亲人更是严格要求，从来不为家人说情、拉关系。

　　在外人看来，找路子、通关系这些事情，父亲关照一下，是很方便的。但在我家里确实一点没有这些事。父亲不主张替孩子说好话，谋取特权，靠“铺路”升官发财是十分可耻的。父亲从来不为我们“走后门”，而是鼓励我们自己好好干，干出成绩。

　　我的小儿子当年要参军，但重量不够，差一斤。我们想想还是算了吧，如果要去讲情的话，被父亲知道了，肯定不同意，我们不能坏了规矩。既然他是北京师大毕业的，以后教书很好。

　　我的大儿子在北京的华能公司上班，常常需要星期天、节假日值班，他一到家就说工作太累。我母亲听到了，就教育他说：“这个工作缺不得，你累一点是应该的。现在工作谁不辛苦，大家都是一样的。”母亲一辈子跟着父亲投身革命，父亲的一言一行都看在眼里。父亲哪有什么休息天，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学习。家里的人都受到父亲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工作都要尽自己的力。

　　尽管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但父亲一直很乐观，即使在挨批斗最艰难的时候，也是如此。无论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时，还是“文革”中，父亲挨整挨斗最厉害的时候，回家后也照吃照睡，从没有过半句怨言。父亲说：“我从小就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哪怕革命失败、和组织失去联系时也没改变信念，千方百计重新找到组织。我觉得自己没错，问心无愧。”父亲在长征前身上就受了十三处伤。但他像其他长寿而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样，选择光明而正确的生活态度，这是一个人想要拥有健康人生的基础。

　　父亲的一生，是多彩传奇的一生。他不仅在文德武功上取得成就，更能够智慧地看待世事，让他在风雨时保持共产党人清正的风骨，在功过毁誉错乱之时，能淡泊平静。为此，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不堪回首的往事。父亲用他的非凡人格，教育和感染着我们，是我们永远的榜样。

萧星华简历

　　萧克之子。1939年出生于河北省。1950年起先后在北京八一小学、北京八中、北京三十七中读书。1960年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湖南下放劳动。1972年到国家体委工作。1983年调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工作，1997年退休。少将军衔。现任中国书画艺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名誉主席

来源：中国书画艺术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