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南京５月１7日专电（记者 蒋芳）近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鲜出炉，新增加１９４３处不可移动文物，总量则达到了４２９５处。然而，如此数量的“国保”，也仅占７６万余处全国目前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的基数的０．５６％。记者调查发现，保护冷热不均、资金利用不当、人才意识与能力难以兼备等问题，已成为“国保”保护与利用工作面临的问题。

　　清代盐宅悉心修复　南朝辟邪残存菜地

　　历史文化名城扬州此次入选的８处“国保”分别为仪征庙山汉墓、史可法墓祠、汪氏盐商住宅、贾氏盐商住宅、卢氏盐商住宅、逸圃、扬州重宁寺和汪氏小苑。其中５处为盐商宅第。

　　据扬州市文物局介绍，这些盐商住宅此前大多是“七十二家房客”群居，历时８年的修缮整治，现在多数成为文化场所，还有一些被作为客栈或办公场所。“相比起多年的投入来说，现在的经营性收入是微不足道的，仅能维持后续保养，如果再有大的修缮还需要政府出资。”扬州市文物局樊处长说。

　　相比之下，早在１９８８年就被列为“国保”的南京南朝陵墓石刻的处境则差了很多。近日记者寻访发现，现存石刻的保护状况不容乐观。“萧景墓神道石刻”位于栖霞区十月村附近的公路边，远远就能看见大型辟邪昂首于天地之间，与周边车水马龙形成强烈反差。石刻辟邪和神道石柱被一道泥土路分隔开来，路边还有零星小块的菜地。在栖霞区新合村狮子冲一代，“陈文帝永宁陵石刻”也没有任何保护设施，矗立于乡野之间。

　　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表示，由于南朝陵墓在不同历史时期被盗掘过，且许多南朝石刻分布在离城区比较远的郊野，保护的现状和周边环境较差，专家和社会各界对南朝石刻的保护呼声很高。

　　之所以保护手段一再延宕，主要原因在于对南朝石刻保护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究竟是原址就地保护，还是迁至一处集中保护，学界一直存有争议。

　　有钱没钱都成“问题”

　　南京工业大学教授、古建专家汪永平告诉记者，古建修缮需要专业的文物勘测设计和施工队伍，费用不菲，资金补助明显不足。如南京市每年的文物维修资金只有５００万，而全市仅“国保”单位就有４９处。

　　不仅如此，由于文物保护法中“谁使用谁修缮”的原则，进一步导致文物修缮不确定性增强。宫殿、寺庙、园林等重要旅游景点，被看成会下蛋的“金鸡”，容易受到关注与资金倾斜。而遗址类、墓葬类文物，因为价值难以“变现”，容易被忽视。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主席、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说：“部分地方领导意志干扰专业，导致一些文物被人为地‘再现辉煌’，殊不知这恰恰损害了文物的真实性。”郭旃表示，地方财政对文物保护有专项补助，但这些钱拨下去之后就必须要用完，否则就会被回收。这样的制度设计初衷显然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可能导致了资金被滥用，文物则被过度修缮，面貌日益光鲜，珍贵价值却灭失不可再生。

　　意识与能力兼备　让保护落到实处

　　中国文物协会名誉会长谢辰生认为，新的国保单位公布给保护带来了新的问题。比如《文物保护法》规定的“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过去是针对单体建筑或整体建筑群提出的，这是适应的。在新公布的国保单位中，除了单体建筑或整体古建筑群外，还出现了历史街区、古村落、文化线路等新的品类，对于他们的保护，若机械地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就很难操作。“对待不同功能、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文物保护单位，提出符合实际的文物保护要求，出台新的办法，增强可操作性，才能让保护落到实处。”

　　郭旃认为，对于文物修复修缮来说，最重要原则是“最小干预”，也就是要为文物“祛病延年”而非“返老还童”。但现在的文物修缮领域，能够既掌握“修旧如旧”、维护“真实性”等文物保护意识和正确理念，又兼具工程设计、施工、监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远远不够，无法把原则落实。

　　有关专家建议，可以要求规定经济发达地区文保经费的投入占当地ＧＤＰ中的比重；对欠发达地区，国家应设立欠发达地区文物保护专项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