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家骧

　　有一次，在北京和朋友相聚，话题竟然落到了黄胄画驴上了。借助酒兴有人发问：“黄胄一生到底画过多少驴？”这一问，竟然使喧腾的饭桌，顿时宁静了下来……

　　黄胄画驴，乃为圈里圈外人所共知。

　　黄胄一生画驴无数。为此，被誉为世界闻名的“画驴大师”。看着他一幅幅作品如“少女赶驴图”、“老汉牧驴图”、“双驴图”、“三驴图”、“四驴图”、“五驴图”、“六驴图”、“七驴图”、“八驴图”、“九驴图”、“群驴图”……为之赞叹，叫绝叫好。您瞧，这驴：欢腾疾矢者，有之；面面相觎者，有之；雀跃嘻戏者，有之；安安稳稳驮物赶路者，也有之；黄胄笔下的驴，可谓，千姿百态、惟妙惟肖、炉火纯青、出神入化。

　　黄胄先生为什么把毕生心血，都放在了这其貌不扬、模样平平的驴身上？其实，这些年我钻到“画堆”里，才知道黄胄与驴神交已久。

　　黄胄先生说过：“在我这一生中，青年时期接触过四位画家，他们对我的成长起着决定的影响”。显然，黄胄先生所说的“这四位画家”，便是司徒乔、徐悲鸿、赵望云和韩乐然，而黄胄认识韩乐然先生更早一些。

　　韩乐然先生早年曾留学法国，学过油画，接受了很多当时先进的东西，尤其是思想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初，韩乐然先生在政治上很不如意，就一个人游梭于秦川一带。韩先生很需要一个背画架，同时又能聊得来的人。这时黄胄与他相遇了，对于小时候就喜欢画画、正处在少年时期的黄胄来说是最合适不过了。

　　黄胄陪伴韩先生在八百里秦川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在这段日子里，应该说韩乐然先生给了黄胄很大的精神力量，在视野方面使黄胄更开阔了。1944年初，黄胄又拜对自己一生的艺术道路产生了最大影响的赵望云先生为师。直到1949年参军，黄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赵先生家中。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当时为了采写《长安画派如何振兴？》的稿子，我在西安采访过赵望云先生的儿子赵振川、赵季平。他们回忆起这段历史时告诉我，1945年冬，赵望云先生的朋友、河南《民报》社长傅恒书约黄胄去他那里工作，到黄泛区写生。黄泛区内灾鸿遍野、瘟疫横行，当时国民政府的腐败，使黄胄在精神上受到了巨大震撼。他用国画、漫画、木刻各种形式画了《遍地汹汹黄水》、《就这样活下去》、《孩子快死了》等几百幅作品。其实赵望云先生在1935年时，就曾到山东、江苏等水灾地区写生，在很多方面他们师生各自的艺术道路上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人道主义、忧国爱民的情感贯穿了他们师生的一生。

　　人们常说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黄胄先生则更彻底，他认为，“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种艺术观可不可以说是真正形成于黄泛区的写生期间？黄胄的黄泛区写生可以说是他的艺术道路的重要转折点。他自己也曾说过，两次黄泛区写生对于自己非常重要。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主义奋斗，但对现实生活中的到处是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作为画家必须反映老百姓的苦难生活。1949年参军后，黄胄来到了新疆，从此一生与新疆结缘，创作了大批反映祖国大西北的作品。新疆人民也把黄胄看作了自己的画家。后来，由于国家需要及幸遇徐悲鸿、丁井文、罗工柳、陈忻、黄镇等人，使他有机会来到了北京。后随师赵望云赴八百里秦川、广袤浩瀚的新疆写生，所见最多的动物就是毛驴，故对毛驴印象最深。参军后，部队驻地老百姓家家户户养毛驴，黄胄助民劳动学会了饲养毛驴。文革期间，黄胄被关进“牛棚”，放了三年的驴。长时间观驴、放驴、与驴接触、与驴为伍、以驴为友、和驴对话，这或许就是他艺术创作的生活源泉吧。黄胄先生认为，驴是人类忠实的朋友，他的名言：“驴比人好。”

　　黄胄与驴“结缘”，不能不提及“文革”。当时黄胄成了批判的对象，造反派说他是“驴贩子”，画的驴子和女人都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将他下放到北京莲花池劳改基地改造。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磨豆腐、卖豆腐，这时，他喂了一头小毛驴。黄胄卖完豆腐之后，常常到一个小酒馆要上二两老酒，饮完之后，再赶着毛驴回家。时间长了，小毛驴对黄胄经常喝酒的小酒馆也熟悉了。有一天，黄胄卖完豆腐回来，因太累了，在小驴车上迷迷糊糊睡着了。走到小酒馆的时候，毛驴便停下了脚步，看到黄胄还在熟睡，就在他的耳边叫了几声，黄胄一看又到了小酒馆，驴子自己已经停了下来，便用手捋捋小驴子，又和它亲了亲，进店喝酒去了。

　　黄胄先生最著名的“驴”画，不能不提到那幅《日夜思念毛主席》。此作完成于1976年9月8日，恰是毛主席逝世的前一天。从画面上不难看出画家黄胄先生题写“日夜思念毛主席”是在得知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之后题写的，当时他心情是多么的撕肝裂肺般的痛苦。更加难得的是9月11日赵朴初先生到画家黄胄先生家，邀他参加主席的吊唁仪式时看到这幅作品，欣然提笔为此画补写题记：“日夜想念毛主席主席恩情比天地冬不拉弹不尽苦难的回忆热满特唱不完贫农的心意边疆各族兄和弟日夜想念毛主席黄胄作此图朴初为题记谁知得意作图时正是导师弥留际展图谛视泪沾衣把笔几度不成字库尔班?吐鲁木啊咱们的心在一起日夜想念毛主席!”

　　黄胄先生画驴出名后，“驴价”接连暴涨，其实黄胄画人物和其它题材功力都极深，而朋友多点名要驴，黄胄则一一应之。后来，要一头驴不行，一定两头以上，黄胄依然以一笑应之。但是，索画者越来越多，黄胄应酬不了，累病了，自称欠了朋友不少“驴债”。其一是黄宗江。五十年代，黄胄刚应徐悲鸿之邀，自西安来京，宗江便大赏他的毛驴画得好，希望得到一幅，黄胄欣然允诺，不料一拖三十年。其后宗江屡向黄索画，黄胄或因忙或致病，未能完成前诺。一日，黄胄偶遇宗江于黄山，宗江旧事重提，事情已隔三十年，黄胄觉得十分抱歉，宗江说：你不马上画，立个欠单也可以。黄胃便用毛笔写道：“二十年前欠宗兄公驴母驴各一头，母生母，子生子，难以计数，无力偿还，立此存照。黄胄于黄山一九八年七月十日”此事传为艺术界佳话。

　　黄胄生于1925卒于1997年，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画家之一。黄胄原名梁淦堂，河北蠡县人。黄胄擅长中国人物画和动物画，尤以画新疆人物和驴著称。人物画善于运用速写的表现手法来抓住人物特征，线条流畅有力，风格奔放，生活气息浓郁。动物画除驴外，他还常画牛、马、骆驼等，造型准确生动。黄胄先生的作品，手法简练、概括，去掉了许多繁琐的细节，弱化了明暗和体积感，突出了人物的生动性和笔墨的自由流畅，弥补了严格写实给水墨人物画带来的弊端。他对当时画坛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使笔和墨活了起来。他的作品与中国古代绘画有血脉相连的传承关系。他使被搁置、中断了的传统中国画又涌动起新鲜的血液，在新中国的绘画和中国画传统之间建立起了精神上的联系。而他的作品又明显不同于古代的绘画，他用全新的精神、意境和手法，开辟了水墨人物画的新时代。

　　黄胄在中国大地上只留下了72年的脚印。

　　这几年，艺术品拍卖在各地十分火热，特别是他的驴画。北京、上海、广州多个大、中、小拍卖行印制的拍卖书画图录和预展，无一例外的都有已故着名中国画家黄胄的画驴作品在拍卖。北京琉璃厂、潘家园、十里河，上海的城煌庙，黄胄的驴比比皆是。这不由不使我产生了一大疑问：一年365天，72岁的黄胄先生，在世的26335天里，他就是什么都不画，光画驴，能留下多少头“驴”？其实，他还画了大量新疆少数民族人物画，还画马，画骆驼，画风光，画其他。他还要休息、吃饭，参加社会活动，他吃五谷杂粮，还会生病就医。我想，面对书画市场上屡见不鲜、如此众多的所谓黄胄的驴画，如若黄胄在天有知，也会曰：多耶，多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