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北京每天的堵车，赶到中国美术馆时，画展开幕式已经开始了10分钟；因为晚了10分钟，美术馆一层大厅被挤得水泄不通，学生、老师、画家、普通市民、从十几岁到八十几岁，有六七百人；因为人满为患，只能依稀听见人潮簇拥中杜大恺不紧不慢、一贯淡定的讲话，却很难一窥他不多却精神的白发。

　　国庆长假前夕，“水穷云起——杜大恺艺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持续展出10天。这美术馆入口处的两个墙面，一般都会写上展览者的名字以作宣传，但他只用了灰黄、灰绿两个色块，无一处有“杜大恺”的字样；但走进展厅，置身于150多幅水墨画的环绕中，却处处都是“杜大恺”的标识。

　　这位师从祝大年，得到过张仃、吴冠中、袁运甫等诸位先生指点的画家，如今自己也走到了69岁的年纪。1978年，他考入中央工艺美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时，就参与了首都国际机场壁画《长江万里图》的绘制，北京燕京饭店曾经的壁画《九歌图》是他的毕业创作。1997年，杜大恺担任中央政府赠送给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大型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创作组组长；人民大会堂壁画《中华颂》，中华世纪坛壁画《中华千秋颂》，也都是他的手笔。

　　从1990年开始水墨画创作，如今杜大恺年近七旬，那些浓墨重彩的壁画依然在各个公共场所仪态万方，他自己却在水墨疏朗中沉静下来。如他在“七十自语”中所说：“山是平凡的，无论高低、无论远近，从不拒绝观看；水是平凡的，江海涛涛，溪流潺潺，人近之而声重，人远之而音稀。因为平凡，故有恒长。”

　　在开幕式之后的“杜大恺艺术作品展研讨会”上，当代公共艺术的奠基者袁运甫、美术理论家邵大箴、艺术家陈丹青、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晓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刘巨德……从画家、批评家，到学者，中国美术界的头面人物，几乎都集中到一起，说说他们眼中的杜大恺。

　　已经八十高龄的袁运甫，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几十年前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大恺带来一张白描，传统的古典侍女画。我陪他一块到张仃先生家，请张仃先生过目。张先生第一句话就说：‘很了不得，一个青年人画得这么严格的白描人物作品。’后来我们讨论研究生招生，张先生第一个就说：‘杜大恺同志那必须是榜上有名的，这样的人才不多，我们发现一个收一个。’”

　　从“必须是榜上有名”的研究生，到现在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导，杜大恺见证了中国美术教育的全新发展。他的一位学生在毕业多年后，仍对第一次见到杜老师的情景记忆犹新：“一个老人缓缓地走进教室，因为挺有名，我们都对他有期待，猜测他会说什么话。结果，他环视四周，很沉着地说了一句：‘大家应该把卫生打扫一下了。’”

　　陈丹青十多年前刚到中央工艺美院任教时，也对这位谦和的同事非常喜欢：“他很可怜地召集大家开系里面的会，大家嘻嘻哈哈，他也没办法。他是一个很正的人，但同时又很体谅大家。他的男中音非常性感，还有他的白胡子刚剃过又长出来一点点，我开会无聊就一直看他的胡子。”

　　然而，陈丹青却在杜大恺的画上看到了一种危险的成功：“我不晓得你怎么做到这一点，你的东西非常设计、非常装饰、非常卡通，可不知道怎么都变成良性的了。你能够把一些两极的东西用一种最自然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你的画非常清润，又非常理性；非常超然，又很入世，很俗的东西你也画。”

　　刘巨德和杜大恺同年考上中央工艺美院研究生，现在同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刘巨德说：“如果说赵无极的画是一把土在风暴里、吴冠中的画是清水在江南流淌，那么杜老师的画就是一块玉、正在升起的玉。”

　　杜大恺早期从事的壁画创作是最直接的装饰艺术之一，他绘制的第一幅壁画即为袁运甫主持的首都国际机场《长江万里图》。“后来我们一系列的社会大型壁画创作，杜老师都是主要的成员之一。一个学院要办得有生气，真正出人才，就必须要和整个社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袁运甫说。

　　“我觉得袁运甫先生有一句话评价得很准确——杜老师是画出来了。这句话不得了。”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晓凌说，“杜老师今天所达到的高度，不但代表清华学派的高度，也代表中国现代水墨所达到的一个高度。”

　　杜大恺艺术的高度，也许就如陈丹青大胆直接的赞叹：“在这个乱七八糟的美术界、急死人的美术界，还有一个杜大恺在这儿。”

　　记者 蒋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