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文人之书画诗文皆先有“腹稿”,而后付诸笔墨成为“草稿”,再反复推敲以成“定稿”,于是一件创作“成品”便产生了。然而世间事往往有不同凡例者。东晋书圣王羲之写的《兰亭集序》墨迹,本系文章草稿,不然何以有圈改之处?但它却成为了书圣的代表佳作,令百世宗其书而叹其文。大唐颜鲁公的《祭姪文稿》与《争坐位帖》又何尝不是以“草稿”传世的成品?至禅宗思想弘行于中华,作者禅机顿悟之际又何尝有“草稿”之赘程?但于明心见性之超然、廓然、怡然之时,“心随笔运,取象不惑”“亡有所为,任运成象”(五代梁之洪谷子句)。笔墨点划之间,妙趣不期而生,信口所拈之句,自成发人觉醒之偈。机灵勃发之时“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可见于大唐草圣怀素的《自叙帖》中。明代亦有题五代画僧巨然的诗云“老禅好画如好禅,不到觉悟不肯息。一朝纵笔恣挥洒,万里长江落胸臆。”比起“搜尽奇峰打草稿”的石涛和尚来,早处上上乘了。
因而,“稿”的概念,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实际表现是多层面的,是因人因事而异的。昔日齐白石宗师作六尺《松鹰》题之“白石老人自存自稿”实为成品巨制,所谓“稿”是可以借此生发多幅《松鹰》题材之作的意义。他的一些得意山水、人物等等也有如此题记的,全然不同于他的一些纯属“草稿”之迹,画面往往以小字注明何处当如何画,如此可便于同题材的画稿重复创作,这乃是老人家为生计以卖画所至,未必是他得意之作。
北京国立艺专西画系的学生李苦禅,1923年拜师于齐白石宗师门下,目的在于“中西合璧”,将西画可为我所用者融会于中国写意书画之中,从而成为了率先将西画有机地融入中国文人写意画的成功者。例如:他在禽鸟造型方面,强调多角度的透视结构与大写意的笔墨相结合,不但质感量感突出,姿态尤显生动。在描绘“心灵之窗”的禽鸟眼神方面,突破了古人“圈中一点”的画法,而是以两点夹出眼神光的画法,尤令猛禽之眼瞵瞵射远,又以“月牙点”、“小横点”表现出小禽鸟的温顺。他更强调有限的画面是大千世界的一隅,将西画注重写生基本功的研究引来,用以“激活”长久被国画家忘却的大唐张璪所云“外师造化,中法心源”的要旨,正确理解齐白石“删去临摹手一双”的教诲,并得到了齐老师的赠诗赞许“深耻临摹誇世人,闲花野草写来真”,“怜君能不误聪明,耻向邯郸共学行”(1924年诗句《白石诗草·卷二》)。
李苦禅不仅是书画家,也是美术教育家,他的个人创作思想与方法是积极的、拓展的、开放的、这和他的教学思想与方法是完全统一的。当我们直面他留下的这些“画稿”与心得笔记时,即可明显感到他做为一个率真、热情、诚恳的教师是怎样“传道授业解惑”的。
他留下的画稿、文稿乃历经事变的劫余之物。其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教学演示类。
他认为入门于写意先要做到“有意有法”,超越此阶段后进入“无意无法”,若能达到“忘意忘法”的至高阶段,那将是由作者的人品、天分与学养诸因素所决定的。但在院校学习写意绘画,务必以有法可循的科学教学程序来实践,那才是稳妥的对学生负责的教学。如此,须分三步实践。第一步是写生阶段。通过写生,特别是速写的方法来把握大自然中的生动形象。其中有慢工与速工:通过对禽鸟标本的静态写生,研究不同角度下物象的解剖结构与质感。通过速写稳、准、狠地抓住物象最生动的一瞬,同时通过对物象动态的仔细观察来作记忆画。总之,是从大自然中找画稿,而不是从画谱和别人画中搬拼画稿。第二步,习作阶段。把写生速写的稿子用国画工具,以笔墨技法过渡到宣纸上来,以书法笔触将心目中的物象——意象写出来,即具有“写意”——“写出意象”的初步体验。其中可以借鉴古人与他人的方法为己所用,而不是为临摹而临摹。如此会自然过渡到第三阶段,创作阶段。至此,已可基本熟练地以传统技法表现自家的意象,形成自家的风貌。应当说这三阶段不是截然分开的,乃是相对而言,一旦初历三阶段,此后便可交相推行了。他主张一生不丢下写生速写与观察,一些好的速写已带有意象的倾向,即合理的夸张与取舍,已具备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在习作过程中,为了加强表现效果,自然会在前人基础上更加丰富自己的笔墨造型与章法处理等等技巧,更广阔地延伸自己的创作思想。苦禅先生的以上主张并非止于口头,他更注重在学生面前随讲随画,这同他的恩师白石翁和徐悲鸿院长一样,以毫无保留的态度演示技法,或侧重于局部的演示,或从始至终全过程的演示。梁黄胄先生对苦禅先生的这种示范教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当面看着老师画画,是最好的学画方法。”苦禅先生在这种实实在在的教学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画稿”,而且大部分当即赠予了学生。
二、即兴即思的笔墨留迹
写意书画的本质——写出心目中的意象,这种创作方式决定了作者灵机妙思不抒不快之际,留下了即兴即思的高超妙曼的笔墨之迹,它并非精心设计架梁构屋的垒砖排瓦,乃是一气呵成之后再无重复之可能的作品,自注为“遣意”之稿或钤印“苦禅造稿”者,实则皆可视之为成品,而且其随意间正趋于“无法”与“忘法”之状态,恰如儒典所云“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妙境。其案边习碑摹帖之备的毛边纸、元书纸、无名纸,却往往承载了作者的许多佳作。有时苦禅先生亦称这类作品“乃此纸之大幸也!”展品中尚有在“特殊时期”中写于蜗居斗室的小品,题字怪异,乃是嘲谑国贼之作。
通观苦禅先生的“画稿”,亦感受到他所经历的时代。他并非被动地受其所处时代的种种思潮的左右,而是清醒地面对种种新旧、中西思想的人文环境,有取舍,有张弛,有独立思考,方成就了自家独特的艺术与教学体系。他在对中外美术史的全面探讨中确立了“中国文人写意书画乃是最高度的书画艺术”,从而在乱相纷杂之中坚守传统大写意书画,矢志不移。但同时又将西方绘画可为我所用者融会其中,其难在一个“融”字;如果将中西绘画元素硬拼凑到一起,而未起“化合反应”,那是表面化的撮合而绝非有机的融合。苦禅先生的画一看便知是地道的中国文人书画——大写意,但绝非守旧、搬旧、攒旧的文人画,他的作品是在继承传统的大写意美学思想的宏基之上,包容了本国丰厚的姊妹艺术如京戏、金石等等,同时又消化了西画元素,从而推进了大写意书画艺术的发展,形成了大写意书画艺术的新时代风貌。正如他的恩师白石老人在1928年对这位年方29岁的弟子所预言的“苦禅仁弟画笔及思想将起余辈,尚不倒戈,其人品之高即可知矣!”
2012年8月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李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