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与弟子启功
发布时间:2012-07-18 阅读次数:1219次
励耘学谱陈垣三代学术人生之十三
启功先生说过，在他一生当中，有幸遇到好几位恩师，有画家，有诗人，有学者，有书画鉴定家，但是呢，“终生的大恩师”，只有一位，就是陈垣先生。
启功是1912年出生的，1932年，他20岁的时候，第一次见我的祖父，而且在以后人生一些的重要转折关头，都得到我祖父的帮助与指导。
初次见面
启功1932年第一次见我祖父的时候，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启功的祖父当过江苏的学政，相当于教育厅长。他祖父去世以后，家里面基本上断绝了经济来源。启功祖父的两个门生，筹了一笔钱来资助启功上学。到1932年，这笔钱用完了，启功没有了生活来源。当时，他高中还没有毕业，是一个肄业生，没找着工作，他只能靠临时教一些家馆，维持生计。他偶尔能卖出一两张画，再贴补一些。
启功先生是通过傅增湘先生的介绍，认识我祖父的。傅增湘是他曾祖父的门生。对于他跟我祖父的初次见面，启功先生回忆说：“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傅老先生介绍我跟陈校长会面时的情景，”“我先到傅家，把我作的几篇文章和画的一幅扇面交给傅老先生，算作我投师的作业。”傅先生很积极的，说你先在家里等着我，我拿着你这些文字去找陈校长去。好不容易看到傅老先生回来了，“他用平和的语气传达了令我激动的消息：”援庵先生说，你写作俱佳，他的印象不错，可以去见他。"然后傅老先生又叮嘱他，”无论能否得到工作的安排，你总要勤向陈先生请教，学到作学问的门径，这比得到一个职业还重要。一生受用不尽的。“
启功初次见我祖父时还有些紧张，特别是看到我祖父比较严肃。但是，我祖父跟他一见面就安慰他，对他也很和蔼，就消除了他的紧张情绪。后来，我祖父安排他到辅仁附中去教初中一年级的国文。
三进辅仁
但是一年多以后，启功就被分管附中的辅仁大学教育学院的院长刷掉了，理由是，中学都没有毕业怎么能教中学呢，这跟制度不合。所以启先生三进两出辅仁，这就是第一进第一出。
后来，我祖父又安排启功到辅仁大学美术系任教。启功回忆说：“但陈校长却认定我行，他也没有洋学历，自报家门时总是称"广东新会廪膳生"，他深知文凭固然重要，但实际本领更重要。他又根据我善于绘画，有较丰富的绘画知识的特点，安排我到辅仁大学美术系去任教。”“限于资历，只能先任助教，教学生一些与绘画相关的知识，如怎样题款、落款。”
但不幸的是，分管美术系的，还是那位院长，一年多后，他再次以资历不够为由把启功刷下。被解聘之后，我祖父本有意安排启功到校长室做秘书，并让人征求他的意见。启功虽然想去，但还是照例客气一番，意思大概是没做过这样的工作，怕能力不够难以胜任等等。既然这样，我祖父也就不好勉强，于是另找了他人。这就是二进二出了。
第二次离开辅仁后不久，抗战爆发。为维持生计，启功不得不临时去教家馆，再靠写字画画卖些钱，但沦陷的北平有多少人有闲情去买字画呢。到1938年3月，他一个在北平市伪政府做小职员的叔祖，看他生活困难，介绍他到伪政府秘书厅下面的一个科室做助理员，一个月是30块钱，养家糊口，这样，启功就在伪政府中干了几个月的助理员，第三级的。
1938年下半年开学，我祖父找到启功，问他现在有没有事情做。因为不好跟我祖父说自己在伪政府工作，启功就说没事情做。于是，我祖父就说：“好，真没事，九月份发聘书，你就回辅仁跟我教大一国文吧。”这是启功先生第三次进辅仁。从这以后，一直到2005年他去世，67年，他再没有离开过辅仁大学和合并以后的北京师范大学了。
“终身的大恩师”
启功三进辅仁，我祖父不单把他招进来，而且教他怎么样当老师，教他怎么读书做学问，教他怎么做人。
对于我祖父怎么教学生做学问，启功说：“老校长不但教我们怎么样教书，而且教我们怎样读书做学问。他做学问非常严谨，强调治史学在史料的搜集和运用上来不得半点马虎，一定要使用第一手材料。搜集材料时一定要"竭泽而渔"。”
说一件往事。当时，我祖父编《中西回史日历》，得知日本的“图书寮”编了一种《三正综览》，花了200银元，托朋友从日本抄出一本来，200个大洋在当时是很不得了的。启功说：“《中西回史日历》编到清朝的历史朔闰的时候，老师就到故宫文献馆去查保存下来的清朝每年的皇历。”《三正综览》后来印出来了，启功买了一本，他发现清朝部分跟我祖父编的《中西回史日历》不同，就拿去请教老师。我祖父很自信地说：“清朝部分是我在故宫文献馆中校对了清朝每年的皇历，自以为我的为正确。人不能什么事都自负，但这件事我可以自负，我也有把握自负。”
启功先生到晚年，认为他写的文章里面，《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是得意之作。董其昌是明朝末年很有名的书画家，我祖父就收了他二三十幅书画，现在都在首博和国图。
启先生很喜欢董其昌的画，但发现很多画不怎么样，当时他认为或是赝品，但教他书画鉴定的贾老师说，其实也不排除董其昌本人所画，因为画得太多，有时候随随便便就画了。后来启先生发现，有些是董其昌画得随便，但有些画是他应酬不过来，请人代笔。启先生还发现，给他代笔的这些松江派画家们都是很有功底的，并对这些代笔人和他们的画风发生了兴趣。他把这个想法跟我祖父说了，我祖父认为这个题目很有意义，鼓励他把这篇文章写出来。
我祖父后来还给启功写过一封信，告诉他朱彝尊在《论画绝句》中提到的两个人都曾经替董其昌代笔，一个叫赵左，一个叫珂雪，是个和尚。朱彝尊自己还给这首诗做注：“董文敏疲于应酬，每倩赵文度及雪公代笔。”启功说“这条资料对我的启发确实很大”。
启功曾想过离开辅仁大学，但因我祖父的关系打消了此念。抗战胜利后不久，辅仁大学一个教授出任北平市教育局局长，想从辅仁老师中找一个自己人做帮手，帮他管一个科室，他想到了启先生。如果从收入角度来讲，这个工作薪水比当一般教授高得多，启先生当时真有点动了心，但又拿不准。最后就请教我祖父，我祖父先问：“你母亲愿意不愿意。”启先生说：“她不太懂得，让我请教老师。”我祖父又问：“你自己觉得怎样？”他说：“我少无宦情。”我祖父就捋着胡子哈哈大笑道：“既然你并无宦情，我就可以直接告诉你：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里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你想想看，你适合干哪个。”启先生恍然大悟，就用花笺纸写了一封信，向那个教授婉言谢绝。信写好后请我祖父看，我祖父看了以后就说了一句话，说：“值三十块钱。”启功说，这个话你怎么理解都可以，大有禅意。
师生合作
在学术研究中，我祖父有时也会征求启功先生的意见。1937年，我祖父当时写《吴渔山年谱》，启功给他提供了一些材料和意见，我祖父予以采用并在书中说明，某一幅画，“启元伯（启功字元伯）疑为是道光以后人所作”；某一幅画，“启元伯疑为赝品”等。因为启功提了意见，我祖父给他写了信，表示感谢，上款称“元伯先生大鉴”，信中说年谱刚刚誊清，还没有去木刻，如果你发现还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希望你再提出来。当时启功刚刚25岁。一个大学者，老校长，对一个25岁的青年是这么客气。
到1942年，我祖父根据唐朝的《通典》和宋朝的《册府元龟》，把《二十四史》中《魏书》里面的第一百零九卷一页缺页补全。我祖父把这八百多年的缺页完完整整地补全，一字不差，当时史学界传为佳话。后来，就以辅仁大学史学会名义，把这一页按照原书的行款，就是每一页有多少行，每一行多少字，完全按照这个行款抄一遍，把它影印出来。是谁抄的呢？就是我祖父请启先生抄的，因为他的字写得好。
起初，我对启功先生的了解是不多的。因为我是1957年考上北大，才在北京长期生活。我第一次跟启先生见面是1958年的春天，那次给我印象特别深：一进门，他就给祖父行了一个大礼，就是跪拜礼，这个就是老北京老满族的规矩。当时我吓了一跳，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北京人、满族人这么一个大礼。以后我们还是有一些接触，但是不多。这是前半截，我祖父去世前，他跟启先生的关系。
启功出资设立“励耘奖学助学金”
我祖父是1971年去世，到启先生2005年去世，有34年。这34年，我跟启先生接触比较多了，我要介绍启先生做了些什么工作来“答陶甄”，报答老师的培育之恩。这里我要讲几件跟我有关的事情。
第一件是1990年，祖父110周年诞辰，当时在北师大举行了一个纪念会，这个纪念会上启先生就作了一个发言，发言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他说陈智超编了一本《陈垣史源学杂文》，就是把我祖父当年教史源学的时候写的一些范文，经过搜集、整理、注释出了这么一本书。他说陈智超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办了一件大好事情。
第二件事情，也是同年，启先生成立了一个“励耘奖学助学金”，他到香港去卖了一批书法和画作，得了一百多万港币，当时是很大的一个数字。他就用这笔钱，准备设一个奖学助学基金。当时北师大领导说，这个奖学助学基金应该叫“启功奖学助学金”，他不听，一定要叫“励耘奖学助学金”。而且，他特别提名，一定要陈智超做“励耘奖学助学金”的委员。
第三件就是对《陈垣全集》的关心和支持。《陈垣全集》的正式启动是2003年，当时他已经88岁了。当时我就请他担任《陈垣全集》的顾问，他很痛快就答应了，而且他一直关心这全集编纂工作的进展，我跟他通电话、见面，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了解全集的进度。2005年，他进医院以前，还以他一贯的幽默表示，为了《陈垣全集》，除了要他脑袋以外，什么要求都可以同意。当时我们就请他题签，因为当时他手写字已经发抖了，那么就说集字吧，他也同意了，并亲手用钢笔写上：“我，启功，同意集字为《陈垣全集》题签。”下面还盖上章，表示郑重，还写上年月。后来他又认为，老师的集子，我写“陈垣全集”，直接称呼他的名字，好像不太恭敬，又题了一个叫“陈援庵全集”。但那个“陈援庵全集”我们后来没有用，就作为一个纪念了，后来还是保留了“陈垣全集”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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