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十七岁的毛泽东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开始接触王羲之草书《十七帖》，从此结下了长达六十余年与王羲之法帖的不解之缘。

    毛泽东非常喜爱王羲之字帖。即使万里长征，身在军戎，随身所带就有一部唐人临摹的王羲之字帖。建国伊始，毛泽东有了自己的图书室，王羲之法帖也就为他收藏和阅读的一项内容。凡毛泽东所到之处，必携有很多法帖，其中必有王羲之法帖。

    毛泽东对王羲之草书赞叹不绝。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法帖，毛泽东借来，工作一停便翻开来看，爱不释手。他看着字迹琢磨，有时还抓起笔对照着写，这样足足看了一个月。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毛泽东有次和他谈书法，说：“比如王羲之的书法，我就喜欢他的行笔流畅，看了使人舒服。我对草书开始感兴趣，就是看了此人的帖产生的。”

    中国书法界无不青睐王羲之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兰亭序》的文化价值。他曾多次谈论《兰亭序》以及它的真伪。

    1959年初夏的一天，毛泽东在杭州丁家山和陈伯达、田家英等人谈论王羲之的《兰亭序》真伪。

    陈伯达认为《兰亭序》陪葬于武则天，留存在世上的均是宋人伪托。田家英说：“王羲之书写的《兰亭序》的真迹已作了唐太宗的殉葬品，现存的都是名家临摹经过石刻的拓本。”又说：“何延之的《兰亭记》记载：萧翼奉太宗之命，到永欣寺中，从辨才手里骗到《兰亭序》的事。宋人桑世昌还录有萧翼诗两首为证，‘使御史不有此行，乌得是清绝语。’”

    毛泽东非常熟悉王羲之其人其事，当即讲了“入木三分”的故事：

    一天，王羲之去看望一个朋友，碰巧这位友人不在家。于是，他进了书房，在人家的茶几上写下几行字，就走了。后来这家人想把他写的字擦掉，可是用力擦也擦不净，用水洗也洗不清。王羲之在木板上写的字，木工拿去雕刻时才发现，这木板到三分深的地方，还渗透有墨汁！

    毛泽东又讲了“一笔鹅字”、“墨池”等刻苦习字的故事之后，才谈起了天宝《兰亭》、定武《兰亭》、落水《兰亭》、蝉翼本《兰亭》等几种传说中的《兰亭序》。他说：《兰亭序》不但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书法艺术上的价值更大。要是真迹能留下来，那是国宝啊！可惜葬到唐皇的坟墓里去了。

    深谙书道的毛泽东作出结论：我赞成田家英的说法。

    1965年，郭沫若撰写《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认为 《兰亭序》不论是文字还是书法都不是出于王羲之之手。文章发表在6月10日至11日《光明日报》和这年第6期的《文物》杂志上。

    此文一出，引出一些反面的意见。当时南京市文史馆馆员高二适，立即撰文反驳，并将文章寄给文友章士钊。

    经章士钊指点后，高又加以修改，并再寄章士钊，同时还寄给章一封信，说：“鄙稿倘若邀我主席毛公评鉴，得以发表，亦当今至要之力图也。”7月16日，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推荐高二适文。

    毛泽东于7月18日回章士钊信，说：

    “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之于世。”
 
    同一天，毛泽东又致信给郭沫若，说：

    “笔墨官司，有比无好。”

    郭沫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建议以《光明日报》为阵地进行这场讨论。随后，高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发表在7月23日《光明日报》上，第7期《文物》杂志也发表了高文的影印手稿。“兰亭论辩”从此拉开帷幕。

    8月12日，郭沫若又写了一篇文章交报社，是针对高二适的文章。五天之后，毛泽东向康生问起这场官司，康生当天写信向郭沫若通报情况说：“今天在接见部队干部时，主席问我：‘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样了，能不能打赢？’看来主席对此问题颇有兴趣。我回答说，可以打赢。当然这些头脑顽固的人要改变他们的宗教迷信是很难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毛泽东希望郭沫若能打赢官司呢？主要原因恐怕不是毛泽东与郭私交很好，也不是倾向于郭的学术观点，而是郭沫若的文章敢于打破迷信，敢于向权威挑战。这正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

    在高二适文章发表后不久，郭沫若又写了两篇文章进行论争，即《<驳议>的商讨》、《<兰亭序>与老庄思想》。细读其文章，其中除了论述兰亭问题之外，又涉及打破帝王将相崇拜的问题。如郭沫若将高二适不同意兰亭为伪的观点说成是“绝对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并坚持了他的观点即不能无条件地信仰。耐人寻味的是，郭沫若还引用了毛泽东的诗句“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说“不是脍炙人口的吗？”在《<驳议>的商讨》一文中，郭沫若特别引用了清代书画家赵之谦的一段话，说：当日唐太宗注重王羲之书法，“（群臣）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沉沙所眯”。这段话，郭沫若十分欣赏，引用了两次。郭沫若特别欣赏赵之谦的敢于“妄言”。

    8月20日，毛泽东看了这两篇文章的清样后，也对郭沫若引用赵之谦的材料很感兴趣，写信给郭沫若，认为“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看来，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在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

    无意当中，毛泽东已经把高二适当成“崇拜帝王将相”的人，并视为要“对付”的对象。可见，到此为止，毛泽东关心的“笔墨官司”，不是争论双方在学术上哪一方更具有说服力，而是哪一个更有勇气与“权威”、“迷信”作斗争。赵之谦只是咸丰年间一个不得志的举人，却敢于妄言，敢于发出“千载万世莫敢出门”的放言高论，显然是在批评唐太宗和他的群臣。郭沫若敢于打破迷信，成为对那些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的有力回击，从而使这场论辩实际也沾染了浓厚的政治气息。
 
    无疑，“兰亭论辩”成为是迷信帝王将相还是打破宗教迷信束缚的对抗，已经游离于纯粹的史学论争的范围而流露出某种政治倾向了。

    这场争论，虽然最后没有定论，但体现了毛泽东一贯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来源：青年导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