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张伯英 1871——1949 ，原名张启让，字勺圃，也作芍圃，一字少溥，谱名启让、别署云龙山民、榆庄老农，晚号东涯老人、老勺、勺叟。室名远山楼，小来禽馆。书法家、金石鉴赏家、诗人、学者。出身于徐州望族，少负异才。同治十年（1871年）9月出生于江苏省徐州三堡榆庄，江苏铜山人，祖籍浙江绍兴，明代迁居徐州东南张集，兄弟四人(分别是张伯英、张仲警、张叔庚、张季遵)，江苏省铜山县人。光绪时进士。更承其祖张达，其父张仁广(字溥原)，纳赀为通判，居河南达30年。仁广善词章，尤喜书法，手不释管。伯英幼承庭训，弱冠时诗文、书法已崭露头角，伯英与其叔张从仁(字云生)年龄相若，幼年时一同就读于萧县李辅中家之私塾，受业于徐葵南先生，与其子徐树铮(字又铮)为同窗好友。塾师张永传教导，又跟随其外叔祖陈逊齐研习书画，后师从徐南葵，桂中行，冯煦等。

　　1887年，金坛冯煦(清丙戌探花，翰林院编修)，应徐州知府桂履真(字中行)之聘，任徐州云龙书院山长。伯英时年17岁，遂为冯煦入室弟子，受益匪浅，被誉为后起之秀。

　　1902年清廷补行“庚子辛丑恩科”考试，张伯英与张云生赴金陵应试，叔侄同科中举，传为佳话。是年，张氏叔侄为维持家计，开馆授徒，桂中行知府召伯英来彭城，假馆舍(徐州府学)，常于槐下读书。

　　1911年，张伯英设馆于南京下关铁路局，与徐树铮同寓，伯英曾南游广州，复返南京，设馆数年而北上。

　　1914年，段祺瑞任陆军部长，徐树铮为陆军部次长，遂聘张伯英为秘书。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为北洋政府临时执政，张伯英任副秘书长。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张伯英目睹官场的腐败黑暗，毅然引退，从此再不涉足政坛。而开始了鬻字治印的书画金石生涯。以艺术劳动谋求衣食。

　　黑龙江省长万福鳞于1929年聘请张伯英为黑龙江省修志局长，1929年至1932年6月应聘，张伯英总纂《黑龙江志稿》。又任职东方文化事业委员。

　　日军占领北京后，1937年，日军扶植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长王克敏，曾经三次诱逼张伯英出来做官，都被他婉言严词拒绝了。张伯英隐居不出，保持了民族气节，为了保存中华文物，张伯英漠视钱财，日本人曾以10万银元购买《十七帖》，张伯英视若粪土，坚决拒绝。张伯英晚年贫病交加，生活清苦，犹醉心于书画金石，节操高尚清雅。张伯英与海内名家康有为、梁启超、于右任、张学良、林琴南、齐白石、容庚等交往密切，且以精于品鉴金石书画闻名于京津。

　张伯英定居北京神武门烟袋斜街北官坊口，书斋号为“小来禽馆”。明代著名书法家邢侗，精于识帖，辑有《来禽馆帖》10卷。伯英曾得王羲之《十七帖》，帖中有“来禽”等语，又追慕邢侗，故称小来禽馆。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的《宋拓王羲之十七帖》即为张伯英所珍藏者，卷首有“铜山张氏小来禽馆”印钤。1949年1月在贫病中逝于北京“小来禽馆”中。享年78岁。

　　张伯英艺术馆座落在风景秀丽的云龙湖东南畔。它的对面就是全国有名的中国矿业大学。艺术馆占地100余亩，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张伯英艺术馆建于2004年，由徐州民营企业家王昌庆投资7800多万元建立。它融收藏、陈列、研究与教学为一体，是一个综合性文化艺术场所，馆名由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生前题写。

张伯英艺术馆

　　张伯英艺术馆以收集、整理、保存张伯英先生的书法艺术作品和文物资料，研究和推广其创立的彭城书派伯英书体为办馆宗旨，收集的藏品有张伯英书法作品60余件，刻石作品26块，还藏有张伯英先生大量的碑帖、文稿、信札及相关文物资料。另外，艺术馆内还收藏碑刻、石雕艺术品、汉画像石和明清及民国时期的家具、陶瓷等近万件。为深入研究张伯英先生的文学艺术成就，艺术馆还成立了张伯英艺术研究会和张伯英著述编辑委员会，《张伯英文集》、《张伯英书法集》和《张伯英评传》目前在编辑中。

　　张伯英艺术馆位于徐州著名景区云龙湖南畔，占地100余亩，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张伯英艺术馆馆名由国学大师启功题写，馆内建有张伯英陈列馆、文昌茶馆、小来禽馆、文豪殿、墨缘阁、碑廊、桥亭、砚亭、天水池、碧澜砚、百佛堂、群羊坡等景点。艺术馆以收集、整理、保存张伯英先生的书法艺术作品和文物资料，研究和推广其创立的彭城书派为办馆宗旨。馆内收藏有张伯英部分作品、碑刻及文稿信札等资料，还保存各类民俗器物近万件，是国内规模较大、收藏较为丰富的同类艺术馆。

　　2、张伯英生活在清朝末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是近代书坛上有着重要影响的著名书法家。张伯英一生酷爱书法，自成大家。早年从颜体入手，再学魏碑，卓然成家。明清以来徐州书法界人才辈出，形成彭城书派。彭城书派素来以北碑为宗，方劲古拙，蔚为风尚。张伯英秉承彭城书派传统，又植根汉魂而化以苏、黄，笔力凝重，楷书结构紧敛而不拘谨，字体规整端正而有洒脱之致，用笔方圆兼备，宽博雄放，紧凑严密。行书朴质秀逸，古拙自然，有夺人之效应。行草书亦能见其刚劲风骨。深厚功力出之于传统，行之于独创。遂以彭城书体名于当世，为彭城书派接武前贤之盟主。后又受康有为、包世臣等金石学派的影响，精习《张玄墓志》等北碑，骨格自然超凡拔群，“笔阵曾教淮海惊”。张伯英以行楷最有成就，亦擅篆隶。楷书结构紧敛而不拘谨，字体规整端庄、方圆兼备，既宽博雄放又紧凑严密，内多劲力。行楷朴实秀逸，古拙自然。张伯英用笔万毫齐力，圆满峻发，点画所到之处，极具朝揖相让之法。笔笔中实，字字气满，凝重含蓄，不泥于古，不媚于今，富于创新精神。用笔能任情挥洒，意度自为高远。张伯英极擅书写碑志，数百字大楷不用划线，从头到尾一气呵成，而分行布白、范围大小莫不恰到好处。

　　张伯英《草书歌》云： “伯英死后生伯高，朝看手把山中毫。先贤草律我草狂，风云阵发愁钟王。须臾变态皆自我，象形类物无不可。阆风游云千万朵，惊龙蹴踏飞欲堕。更睹邓林花落朝，狂风乱搅何飘飘。有时凝然笔空握，情在寥天独飞鹤。有时取势气更高，忆得春江千里涛。张生奇绝难再遇，草罢临风展轻素。阴惨阳舒如有道，鬼状魑容若可惧。黄公酒垆兴偏入，阮籍不嗔嵇亦顾。长安酒榜醉后书，此日骋君千里步。”

　　一时，从穷乡僻壤到通都大邑，伯英书法矫然突出，引人注目，为世人称赞。清末民初，张伯英与赵声伯并称“南北二家”，又与傅增湘、华世奎、郑孝胥并称“书法四大家”。至今，北京前门大栅栏的“亿兆棉织百货店”、琉璃厂西大街的“观复斋”、东大街“墨缘阁”的牌匾，皆为张伯英所书。依然高悬门前。据说，当时一个大字要付酬十块大洋。

　　张伯英晚年酷嗜碑帖，精品鉴别，辨析真赝百不爽一，素为学者所推崇。曾仿《四库提要》体例著有《法帖提要》七卷。其中列举了自宋至清帖刻512 种，详细分析论及了各家书法流派的优点与不足，为我国书法碑帖学界权威名著。自谓“平生无他技，惟承家训，辨书帖真伪无所失。”性耿介，重操守，对弘扬祖国传统文化贡献颇多，为时人所敬重。还被视为碑帖学家、金石和文物鉴赏家兼收藏家，一生收藏颇丰，除了被视为“国宝”的《十七帖》和汉画像石以外，还有南宋地砖卷、明末遗民闫古古的书轴等文物，解放后大多数被其后代捐献给了国家。

　　张伯英一生正直，颇有节行。他不屑于和封建军阀同流合污，抛弃官位，卖字卖文为生。北平沦陷后，他隐居不出。并屡次致书当时任徐州伪市长的叔父张云生莫做伪事。先生与清末遗老康有为、梁启超、罗振玉、郑孝胥等过从甚密，但却力主共和，反对复辟。他晚年怀着改良主义的理想而不得伸展。此外，他还与于右任先生、张学良将军及齐白石等私交深厚。张伯英尤为奖掖后学，书画界人不少都曾受其教益。张伯英是已逝的大书画家启功先生的恩师。启功先生在慕名20多年之后，才有机会向张伯英求教书法。他在《铜山张勺圃先生碑帖论稿读后记》中回忆，此时的张伯英，已是耄耋之年。虽意在求教，又担心其年事已高，总是稍待片刻便要告辞。张伯英每每挽留，并取来新购得的碑帖善本指示辨别之法，书艺得失之要，这令他深为感激。白石老人也折服于这位毕生临池墨耕、书作逾万的大家。他在张伯英《阅帖杂咏》册后题诗云：“写作妙如神，前身有宿因。空悲先生去，来者复何人。”足见其书法造诣之深。影响及今，后学启功撰文回忆张伯英时写到：“先生仙逝已50余年，追忆教言，尤有理解未足处，其愚钝可惭，而求教未足，仰叩未尽为可深惜也！” 启功对张伯英书法的评价是：“行书中自有刚健之骨，真书中自有生动之趣”。可见，得其真髓且归纳、综合、升华其特色者，代不乏人。开创了“彭城书派”。张伯英先后编辑和撰文《东涯随笔》、《法帖提要》、《阅帖杂咏》等文献。参修过《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且张伯英能诗善文，风格清新俊逸。其诗七言居多，内容颇广泛。晚年思念故乡之情甚切，诗中多乡愁离绪。代表作有五言诗《如汉云九日登云龙山韵》、七言诗《又中秋》，诗中洋溢着真挚感情，一片至诚。《和汉云山楼共话》中写道：“劫后棋争多误著，吾衰诗战不能军。云龙旧侣遥相忆，翘首南天雁一群。”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片对故乡的真挚感情。

　　张伯英对故乡的深切眷念之情，不仅倾注于诗文中，还表现在对乡邑文献的收集研究和整理刊布的工作中。徐州博物馆藏阎尔梅的行书七绝条幅，即为张伯英收藏并由其后人诗画墨迹，珍藏并刊布。早在清光绪年间，徐州知府桂中行曾编印《徐州续诗征》，该书成书匆促，颇有遗珠之憾。又过四十年，张伯英不辞辛苦，广泛搜集编印《徐州诗征》既补全前书，又使新秀佳作存世。张伯英于1929年暮春始编，至1935年夏末刊印发行。5年辛劳成疾，偃卧病榻经岁不起。1935年夏末发行，共22卷，皇皇巨编，成为地方文献之硕果。徐州境内汉画像石有丰富遗存。张伯英深知汉画像石之宝贵，曾花两百银元购买睢宁双沟的10块画像石，运到马市街杂货店中保存，斋名“汉石堂”。其次子张恺慈后将家藏汉画像石全部捐献给国家。

　　3、《黑龙江通志》的编纂创始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后因时局多变，经费支绌，人才难集，时修时辍，数起数落，历经三十八九年未能成志。黑龙江省的首次历史编修，始于清末，前后近四十年，经历了无数的艰难曲折。

　　黑龙江省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出面组织修志起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据参与修志的人回忆，清朝将军恩泽自吉林省调到黑龙江后，看到东三省唯独黑龙江省无省志，很是不悦。当时，正逢北京会典馆要求各省督修会典和舆图，于是奏请皇帝纂修黑龙江通志。然而在1900年，爆发了“庚子事变”，俄罗斯沙皇军队越过黑龙江，省城沦陷，黑龙江将军寿山以身殉职，通志总纂人屠寄逃离黑龙江省，哪里还顾得上什么修志！

　　第二次修志是1913年，民国初期时的黑龙江省民政长朱庆澜，专门向大总统呈报了创修《黑龙江通志》的报告，经批准后开始了重修志书。当时，成立了通志局，聘请了诸多人才，拟定了《黑龙江通志目录》。怎料“未及二年，因事辍业，诸君风流云散”。据当时参与修志的人回忆，总纂人临行前，曾手交辑成之稿十五巨册于局中，“后亦不知所在，滋可惜也！”1929年万福麟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重新开局修志。因省内人才匮乏，便聘请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厅帮办，临时执政府秘书、副秘书长、代理秘书长的张伯英出任通志局总纂。张伯英总纂《黑龙江志稿》是张伯英临危受命第三次修志。张伯英是博古通今的学者。他能诗擅文，其诗文清新俊逸，学养深湛，卷帙浩繁的《黑龙江志稿》即由伯英主编。1929年黑龙江省长万福鳞聘请张伯英为修志局长，张伯英邀请张从仁、徐东侨、杨秉彝等铜山同乡与黑省人士共襄是举。越3年省志编成，自上古至清末莫不详备，全书62卷，约140万余字。

　　张伯英在国内做学问名声显赫，实属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他抵达齐齐哈尔之后，认真了解了《通志》编修情况，反复调查研究，分析30余载《通志》未能完成的原因。修志伊始，张伯英运筹帷幄，有条不紊，在以前收集资料和编纂的基础上，详细筹划。首先构思全书框架，商定凡例，设篇立目。次广招人才，延聘纂修，诚聘夙著文望、博涉典籍的文人修志。进而对人员科学分工，用其所长。先后延聘孙宣、黄维翰、孙雄、谭祖任、徐东侨、谢国桢、张从仁（张伯英叔父）等“夙著文望，博涉典籍”的著名学者与原任分纂的魏毓兰、韩朴全、张家璠、杜鸿宾等组成编纂班子，并由省政府秘书长汪宗可“力为赞画”，立即进入了紧张的采访编纂阶段，克期成书。编纂过程中，张伯英科学管理，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灵活安排。在修志落笔之前，要“广罗史材，分类编辑，博观而约取，援古以证今。”在张伯英和修志同仁的辛勤努力下，二年之后，百余万字的《黑龙江志稿》终于见眉目了，文稿“条分缕晰，词达理举，煌煌乎鸿篇而巨制也”。

　　由于“中东路事件”爆发，黑龙江局势一度紧张，关内的一些应聘者多欲返回。1930年乃将通志局移至北平，并在齐齐哈尔设立分纂室，伯英则两地奔波，主持编务。1931年初，由于修志经费拮据，伯英便以加快进度的方法，力撑通志局工作，居间调度。不久，因过于劳累得了一场大病，数月不愈。病中又逢“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齐齐哈尔，省城沦陷，日军的炮火肆意烧杀，分纂室所成志稿毁于战火。复遭此时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麟也已离任等变故，修志之事无人过问，修志机构已不复存在，经费全无着落。通志局已难维持局面，但是纂修之事仍未停止。所幸被焚志稿的大部分曾迁徙一部于北平，使得数十年积存之旧稿，与黑龙江历史攸关之案牍，免以尽付劫灰。年届花甲的张伯英为了不负万公之托、黑龙江省人民之望，张伯英此后在黑龙江和北京两地之间来回奔波，同时重新收集资料补遗缺稿。他以强烈的责任心、使命感，拖着病躯，坚持不懈，顽强地进行通志的编纂。伯英病愈之后，刻了“辛未生辛未更生”七字篆章作为纪念。后来，张伯英在其叔父张从仁（云生）、老友徐东侨（惠伯）受托出面，鼎力协助下，昕夕从事，汇成全稿。最后《黑龙江通志》终于1932年6月编讫。

　　一部近40年未能完成的鸿编巨制，能在东北沦陷之际艰难告竣，其意义早已超出了志书本身。由于时局、人力、财力等诸多因素，此书虽成，但仍有很多遗憾。虽历时3年，勉力成之，1932年6月，《黑龙江省志》编讫，张伯英认为“此不敢居通志之名也，曰《黑龙江省志汇稿》，方副其实”，故定名为《黑龙江志稿》。全书62卷，另又辑黑龙江省大事志4卷，共140万言。分为地理志、经政志、物产志、财赋志、学校志、武备志、交涉志、交通志、职官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诸门。“积时三年，成稿百四十余万言，岂忍废弃”。成书之时，印书经费无人问津，没钱印刷，最后，是年10月，已离开黑龙江省的前政府主席万福麟，念《黑龙江志稿》史料宝贵，之前无此巨制，不忍志稿废弃，由万福麟自己出资在北平付梓，翌年6月印成。《志稿》仿《盛京通志》、《吉林通志》体例，门类齐全，体例严谨，重文献、重掌故、重考证，颇具史家笔法。叙事上自古代，下迄“九·一八”事变之前，千年史迹，灿然具备，是黑龙江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省志。由万氏出资，于是年10月在北平付梓。在《志稿》序中张伯英尽述成书始末，更详言书之缺陷。然其时局形势所隘也。评者以为《志稿》“门类齐备，体例严谨，记述翔实”，“足为地方史志研究之资”。1933年6月，《黑龙江志稿》印成。现在，它已成为人们研究黑龙江和东北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和不可或缺的案头工具。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冯家昇著录略云：“《黑龙江志稿》六十二卷（北平印本）。民国二十一年张伯英等撰。盛京吉林于乾隆道光两朝，先后成志，独黑龙江，数百年来无颛书，光绪间，北京会典馆，驰檄各省督修舆图，江图总纂为武进屠寄，原拟舆图蒇事，即以屠氏总纂通志，嗣以拳乱、俄军进入，诸人星散；民初朱庆澜巡按斯土，复开局纂修，不二年，又因事中辍。六年孙烈臣督黑，以金梁主其事，乃设局北平，广罗史材，越数年成书。百五十册，三百余万言，题曰黑龙江备志，惟体例未洽，繁简失当。万福麟督黑时，又属铜山张伯英等重编，迄二十一年六月始蒇事，数十年来，屡作屡辍，自是乃克告成，诚幸事也。是书分目凡十二，曰地理志、曰经政志、曰物产志、曰财赋志、曰学校志、曰武备志、曰交涉志、曰交通志、曰职官志、曰选举志、曰人物志、曰艺文志；统名曰志，下分子目若干条，以简御繁，体例颇为整密，然如艺文志杂采日俄著述，而反漏讷河郭克兴黑龙江乡土录。人物志则摘录史传，而不仿吉林通志钧稽群籍，互为订正。……惟志交涉志，尚称详瞻。非若他志，杂抄前书，或当日吏牍，而缘饰附会者可比；乃钧稽群籍，甄综排录而成。遇有异文，注入下方，间附考证，亦颇精审，留心边事者，所取徵焉。”

　　作者简介：王桂云，男，1932年4月生，原籍文登市，现居青岛市，原任青岛市博物馆副馆长，1992年离休，高级经济师，青岛市十大藏书家，山东省十大书香人家，社区公益之星。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王桂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