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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代的黄胄

 

《雍华》图文杂志 创刊号 黄胄《煤渣养活的人群》，1946年于夏于洛阳火车站。

 

　　西安·刘天琪

　　1942年7月，画家赵望云因家眷不习惯成都潮湿的气候等原因迁居西安。从此他以西安为根据地，坚守“真正的艺术家，不是产生在‘象牙之塔’，而是产生在‘十字街头’”的艺术理念，开拓西北绘画题材，发掘西部之美，成为西北画坛的领袖人物。抗战胜利前后，赵望云开始筹划和实施一个颇具体系性质的构建，招收学生、组织画会、创办刊物、举办画展等。这个体系及其艺术主张也开启了“长安画派”所倡导的“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先声。1943年春夏之交，赵望云与关山月、张振铎等结伴同行开始了第二次西北旅行写生，他们曾先后在西安和兰州展销作品，筹措旅费，随后以西瓜当水，锅盔当粮，骑骆驼，穿戈壁，深入祁连山写生，到敦煌摹习壁画。当他们返回兰州已是严冬时节，并在那里举办了写生画展。春节前夕，赵望云返回西安。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黄胄成为赵氏的第一个弟子。那一年黄胄19岁(图1)。

　　黄胄拜师

　　黄胄(1925～1997年)，原名梁淦堂，字映斋，河北蠡县人。曾用名梁黄胄、黄胄，后以“黄胄”一名行世。拜师之初，随老师住在西安老关庙街。赵望云高兴地对人说：“今天遇到一个小孩子画得非常好。我从不收学生，但是今天我收了他做学生。”1944年春天以后经田亚民安排，赵宅迁到西华门附近的粮道巷。黄胄自拜师之日起到1949年参军，一直住在赵家。其后，方济众、徐庶之陆续拜赵望云为师学画，成为赵家的正式成员。黄胄作为大弟子最为赵先生器重，每逢大事必委之，每远行必携之，成为赵氏的得力助手。

　　黄胄与《雍华》图文杂志

　　1946年前后，西安的文化期刊甚为萧条。1944年女作家谢冰莹主编的《黄河》停刊；1946年彭古丁主编的《高原》也仅出了6期便销声匿迹。就在这煞为冷清之时，由商人贾若萍出资、赵望云创办并任总编辑的《雍华》图文杂志悄然面世，打破了这一沉寂局面，颇具薪尽火传意味，创刊号于1946年12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图2)。创办《雍华》图文杂志是赵望云在这一时期的重要艺术活动，并交由黄胄全盘负责，从约稿、版式、插图到印刷、发行，几乎就是他一个人承担。《雍华》杂志图文并茂，内容广泛，涉及文学、中国书画及艺术理论文章等，关注人民大众，着重反映劳动者的苦难生活。赵望云先生率先和学生黄胄、方济众、徐庶之等用画笔状写民间疾苦，在《雍华》图文杂志发表。如“逃难的灾民”“茶馆中的市民”“集市上的商贩”“理发的”“拉车的”“肥皂业工人”等等，都是反映下层人民困苦求生的纪实画。

　　在《雍华》图文杂志发表的美术作品中，赵望云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国画在前两期都以整版刊出，如《蒙民迁徙图》《送女》等。这一时期赵氏笔下的诸多人物造型准确，工致生动，还有从张大千处学习传统绘画技法的影子。而他同一时期的新疆、四川、西北等地风土人情的写生，无疑是他早期农村写生传统的继续，但笔墨更显成熟老到，泼辣遒劲，可以看作他由写生到创作的过渡阶段。黄胄作品的数量仅次于赵望云，而且形式多样，国画、速写、漫画、插图都有。而最有影响的是他连载的《黄泛区素描》，真实记录了黄泛区灾民的苦难生活，触目惊心，撼人心魄，是《雍华》中最为突出的专题连载。

　　黄胄在“黄泛区”写生

　　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溃退，炸毁了郑州花园口黄河堤坝，以期迟滞日军进攻。据当时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统计：河南、江苏等省44县1250万人受灾，391万人外逃，89万人死亡，造成整个中原地区十数年的人间地狱——“黄泛区”。从1943年起，黄胄就已遵循老师赵望云的沿途写生方法，在陕西宝鸡、汧阳(今千阳)、西安等地对灾民生活进行速写，如《荒坟野旷亦为家》(图3)等。1945年底，黄胄在老师赵望云的安排下到河南一家报社工作，在那里认识了进步人士傅恒书、司徒乔等人，深受他们影响，并开始了二赴“黄泛区”写生的经历。在《黄胄自述》中详细记录了这件事情：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赵先生(赵望云)有个朋友叫傅恒书的，在河南《民报》当社长，他让我到他那儿去工作。这年冬天，我就去开封。坐在敞篷火车上，人挤人，人摞人，大部分都是逃荒回去的。在火车上看见沿途一片荒凉，叫花子到处都是。到了中牟，火车开不动了，只得下车步行……我在河南《民报》画过很多画，其中有一幅叫《负荷》，画的是一个老百姓趴在地上，国民党的大官骑在他身上；老百姓满头是汗，承受不了……河南的这一段时间，包括两次去黄泛区，尽管只有八个多月，但对于我却非常重要。当时虽然还不知道为什么主义而奋斗，但对现实中到处都是贪官污吏是深恶痛绝的；也有了爱国爱民的思想，觉得自己身为一个画家，就必须反映老百姓的苦难生活，自己有责任向外报道这些东西。

　　在“黄泛区”这个期间，黄胄大约先后画了500多幅写生。其中一小部分在河南、上海、西安的报刊杂志上发表过，更多的则带回了西安，并举办了一个河南“黄泛区”速写画展。这是黄胄第一次个人画展。其中的一些就以连载的方式发表在《雍华》图文杂志上。如在创刊号(1946年12月1日)发表的《黄泛区素描》6幅，黄胄为这一组速写配了短文《黄河水流向东方》。又如黄胄1946年在“黄泛区”西华县城郊画的写生《遍地汹汹黄水》(图4)，他题跋道：“遍地是汹汹黄水，娘们何以为生。三十五年(1946年)夏，黄胄作于黄泛区之西华县城郊，并见饿殍遍野，赤地千里，不胜凄凉之感。此女为张王氏，其夫被敌人杀死，房屋及地产皆被洪水洗冲一光，现在只好挖食草根度日，以至头胖目肿，面无人色，笔者睹此，不觉仄然泪下。”

　　《黄泛区写生稿》的命运

　　黄胄这500多张“黄泛区”写生稿，就是一部活生生的现实版的旧中国流民图。但很久以来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主要原因是这些写生稿大都已散佚。即使是黄胄发表在报纸上的速写今天也不易查找到，何况发行量比较小的《雍华》图文杂志上呢。因此，造成人们在研究、评价黄胄的艺术时，往往只关注黄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绘画成就上。对于这批写生稿的下落，黄胄的夫人郑闻慧女士回忆说：

　　那时国民党在西安到处抓进步人士，黄胄的母亲看他画的不是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就是揭露当局的黑暗的画，怕被特务发现遭受迫害，就把一部分画稿给烧了。还有一部分存放在他的老师赵望云家，1949年西安解放前夕赵望云突然被捕入狱，怕牵连到黄胄，就把那些画稿丢在了院中的水井里，散失了。现在幸存下来的这40多幅原作，是存放在黄胄姐姐家的，因此能躲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1977年黄胄病重住院时，出版社要出版黄胄从青年到中年的速写集，我从姐姐家拿回这部分画，要黄胄从中挑选几幅时，黄胄还叮咛要先请医院用紫外线消消毒，然后再看，他说那时遍地都有霍乱菌。

　　1999年，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黄胄黄泛区写生集》，这些作品就是目前能看到的黄胄当年在“黄泛区”写生的仅存画稿了。如《煤渣养活的人群》(图5)、《行行好吧，大娘》(图7)等。

　　黄胄的这些沿途写生堪称画布上的历史教科书。黄胄延续老师赵望云开创的以中国画为生民请命的写生之路，其心在民，其画为民，其画犹如一幅幅动态的民生图，现场感极强，毫无摆布做作之态。黄胄作《流民图》(图6)、《还家行》(图8)、《逃难生活》(图9)、《往事》(图10)等等，这些画稿上的“流民”，如果从笔墨技法上论还不甚成熟，也无法与黄胄成熟期的作品相比，但却是黄胄一生中最为伟大的作品之一。因为它们代表的是黄胄绘画思想的高度，也决定了他一生的绘画方向。同时，这些“黄泛区”写生画稿也正式宣告：用传统中国式笔墨也能表达最为现实的内容。这无疑给当时困境中的中国画找到了一条生路。

　　黄胄绘画历史地位的再思考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画家面临如何实现中国画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时代性课题。其中，赵望云所主张与践行的农村写生革新方案，既不同于以齐(白石)、黄(宾虹)为代表的传统精进式，也不同于以徐(悲鸿)、蒋(兆和)为代表的中西古典融合式，更不同于以林风眠为代表的中西现代融合式。他用土生土长的办法趟开一条艺术走向民间的道路，让贵族式的殿堂艺术走入平民生活，直面大众人生，在拓展中国画新的审美范畴的同时，更新题材，寄寓社会理念，吸纳传统，淘炼形式法则。对于古老的中国画，这是一条有全新意义的路线，从“为什么画”“怎么画”这些最原初最根本的问题上对中国画作了全新的审视和阐释。

　　赵望云这种平民情结和直面生活的艺术主张也是其招收弟子的最基本要求。黄胄投师赵门即萌于平民情感的共鸣，他的艺术正是在赵望云这种思想指导下逐渐形成的。黄胄的出身与老师非常相似：生于贫穷落后的河北农村，逃难、幼年丧父、辍学、失业、自学、天赋才华，像农民一样吃苦耐劳等等。他们对平民生活的同情，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这种情感是发自自身的，使命般的，借艺术而抒发的。应该说，黄胄伟大的艺术成就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他一生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地探索，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面对今天浮躁的画坛与画家队伍，这不值得我们好好反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