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物黑皮书(微博)》前两部出版后，几位圈内的专家朋友异口同声地向我表述了一个观点：没必要对古玩市场的混乱现状大惊小怪。他们的观点是：当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时，利用艺术品投资特有的投机性，如信息不对称、价差不可控等，对少数富豪阶级和公权主义者非公正占有的社会财富进行二次分配，让贫困阶层有机会在国家税收和公共福利之外的灰色地带，获得适当的金钱补益，未免不是好事。

　　此话乍一听去，倒真有些劫富济贫、古道侠肠的味道，也能迎合大众心理。我相信，假若就此命题在互联网上发动投票，赞许者绝不在少数。但事实果真如此吗？“财富再分配”的命题是出自某些阴暗心理的伪善包装，还是合理存在于法理原则之外的大众化利益补偿需求？根据几位熟悉市场的国家专家提供的线索，记者先后对数位富豪收藏家进行了专项调查采访，以下报告其中一例。

　　在东南收藏界，辛董事长(化名)的大名像是一张为大众打造的名片，熟悉这个名字的人，纵然相互不认识，凑到一起也能够找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倘若能说出辛董二三事者，堪称“业内人士”。至于那些有幸参观过辛董私家藏品的人，更不用说那就是当地精英级别的“腕儿”了！

　　其实，辛董的名声远非他所在的那个小城市能罩得住的，就算在藏龙卧虎的京城古玩界，他也是个掷地有声的人物，只不过没多少人照着他的姓名说事，而是亲切地唤他作“国宝哥”。尤其是在北京几个大些的古玩城内，有关“国宝哥”的传说几乎天天都有，更新的速度与流量甚至超过收藏家马未都的博客。传得最邪乎的是他的收藏魄力：有人说他每年要拿出上市公司10%的利润购买艺术品。另据当地藏家透露，他那家上市公司的年利润最少在10个亿以上；还有人说他的藏品多达5000余件，而且绝大多数都是非常精美的大件元明清官窑瓷器。

　　当然，那个“国宝哥”的雅号也并非全是尊称，挂在一半人嘴上似乎是贬义词。有两位国家级文博机构的老专家就亲口对我说：“国宝哥那里没几件真东西！”我将辛董的私人博物馆选作专项调查的第一站，依据即是建立在那两位专家的结论之上。

　　去福建之前我简单查阅了辛董的个人资料：“文革”期间初中毕业，改革开放后先是在浙闽一带做石匠，替人凿石雕像、承建园林假山，积攒了一些人脉关系以后，便当起了包工头。进入21世纪后，他的姓氏后面就不再带“石”字了，而是跟着“总经理”、“董事长”，再往后名片上又多了一行英文抬头：XX上市公司的“CEO”！

　　当他力度适中地握住我的手时，我真的无法将他与当年那位四处奔波卖苦力的小石匠想到一起去。辛董，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性企业家，50出头，朴素、务实、干练、大气，讲起话来中气十足，而且颇具磁性。

　　“我看过你的书——《谁在收藏中国》、《谁在拍卖中国》，是吧？”他似乎不需要看我的反应，紧接着就开批：“坦率地说，书写得很好看，但是你对景德镇造假的描写过分恐怖！”

　　他继续说：“你书里面那个国宝庄园，很多人说你写的是我！不管是不是写我，我为此特地去了两趟景德镇！”

　　还是不需要等我的反应，他接着说：“我带去两件乾隆官窑器，找到XXX、XXX(景德镇仿官窑高手)，他们都吹牛说能做出来，可是结果烧出来的东西，颜色不是深一点就是淡一点，画工死板、不流畅……”

　　批了我一通，辛董突然想起还没让客人落座：“请坐请坐，搞得像文化大革命开批斗会一样，让你站了这么久！”

　　我这会儿才喘了口气打量了一眼会客厅，说实在话我没觉得有地方可以坐。这样豪华的场景，我只在故宫(微博)的乾宁宫御书房里见过。100多平米的大客厅，整齐地摆放着“乾隆十八件”：

　　鎏金珐琅彩双人、单人宝座、茶几一套八件；

　　芍药花纹鎏金珐琅彩大供桌一件；

　　西番莲纹鎏金珐琅彩大供桌一件；

　　紫檀镶玉宝座一件；

　　紫檀龙凤纹透雕满工书柜一件；

　　紫檀芍药花纹长桌一件，上置紫檀透雕九龙笔筒一只；

　　黄檀大花架四只……

　　“你这里件件是国宝，没长皇帝的屁股谁敢坐呀？”我开玩笑说。

　　“那你就说说看，我这些东西是真还是假的？”辛董微笑着问我，语调中充满了挑衅。

　　“我不懂，不能瞎说！挺漂亮的……”我只好敷衍一句。

　　“我知道，你说‘挺漂亮’的意思就认它是假的！”辛董步步进逼。

　　“也不好这么说，我是外行，你还是找专家来看看吧……”其实我已经知道，他曾经多次请国内外顶级专家到这里开过多次论证会。

　　“专家也分几种，不是个个都有好眼睛！”辛董自负地说：“老实告诉你吧，我聘请了十几位顶级专家做我的顾问，他们当中有三种人。一是有真才实学的真专家，能看得懂我这里的东西；二是思想保守的，即便看懂了，也什么都不敢认。因为他们认为真东西、好东西都在故宫；三是伪专家，不学无术，在他们眼里，我这里的东西全部都是赝品、假东西！”

　　如果说从北京出发前，我还对两位专家朋友的“财富再分配论”持反对态度，认为是社会上“仇富”心态作祟，此刻我瞬间就自动转变了立场，开始认同那种明显带有情绪化的理论。

　　“辛董，可以让我看看您的其它藏品吗？”我想尽快摆脱这种采访人与被采访对象互不信任的尴尬局面。

　　“好啊！我的藏品一般不让人看，免得说真说假的听了闹心！可你是名人嘛，只求你看过以后不管认不认，都笔下留情！”辛董打电话召来他的艺术品投资顾问小林，让他领着我去参观藏品。“别看他年轻，搞这一行有十几年了，经验十分丰富，眼力相当好，比你们北京的那些专家强到天上去！他原来在香港拍卖行当过瓷器和杂项主管，我用三倍工资把他挖过来的！”

　　“其实我来这里之前，辛董已经买了一些东西，只不过大多都是些低端藏品！”辛董离开后，小林收敛起堆在脸上的笑容，非常谨慎地与我交谈。

　　辛董的藏宝楼一共有4栋楼，每栋3-4层，根据我的目测总面积大约在5000平米左右，外表气势宏伟，基本上是按照故宫里面的“珍宝馆”打造的。4栋藏宝楼分别建在两处，两栋在公司所在地，用小林的话来说这里藏的都是高端藏品，方便来公司的“尊贵客人”随时参观，其中有元明清三代官窑瓷器、宫廷藏玉及字画共3000余件。另外两栋建在辛董和家人居住的别墅院子里，那里多半都是小林所说的低端藏品，如高古陶瓷、玉器、青铜器等等。

　　据小林介绍，他经手的宫廷器物，大多数是从拍卖公司竞买或场外议价成交的。我问他这些藏品的总价值有多少？他说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最少价值50多个亿。我又问他这项投资的成本是多少？他说没算过，只辛董心里有数。

　　下午，小林有点急事去漳州，改由另一位办公室主任陪同我继续参观。那位主任明显看不惯小林的做派，他告诉我：这1000多件官窑瓷器都是小林来了以后经手操持的，老板相信他，每年要花上一两个亿资金让他四处寻摸古董。

　　主任还说：“我接待过很多专家，包括老板从故宫和国家博物馆(微博)、还有对面台湾故宫请来的，很多人都说大部分东西是假的、是赝品。可是老板鬼迷心窍，反倒骂人家是‘伪专家、不学无术！’也有少数专家说是真的、是国宝，老板就发给高额鉴定费，来一趟就可以拿几万块钱走！这样一来有几个专家还会继续当傻子？说真话得罪人，挨骂，就不来了！说假话的可以挣钱，又不要负什么责任，见东西就叫好，说是国宝！讨老板喜欢，拿完钞票开路！”

　　“小林不是告诉我，这些东西都是从正规拍卖公司拍回来的吗？”我问主任。

　　“什么正规不正规，现在的拍卖公司比菜场还多！再说他在拍卖行干过，人熟关系多，变个魔术还不容易？而且他打交道的多半都是一些小拍卖行，像北京的XXX、XXXX拍卖公司，还有浙江、福建的一些公司，这些您比我们清楚多了！有时候，他出去一趟就可以买回来一卡车国宝！”

　　“你们老板收藏投资总额有多少？”

　　“不好说。”

　　“有5个亿吗？”

　　“最少……”

　　“您觉得这些钱都给拍卖公司赚去了吗？”

　　“……一半一半吧！”主任想了一下，做出这样的判断。

　　“除开拍卖公司，赚钱最多的还有谁？”我当然不会放弃已经溜到主人嘴边上的情报。

　　“那还用说？除开老板，公司里谁都知道！他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现在开的是宝马，在厦门和福州有两处大别墅！”我当然知道主任剑指何方。看起来，他对辛董的那位艺术品投资顾问有很深的成见。

　　“不是说他原来在香港就是有名的艺术品经纪人、拍卖公司的瓷器主管吗？”

　　“有没有名您不知道？我看您书里面写了翟健民、王定乾，那两位才是大名鼎鼎！他是什么拍卖公司的主管？您以为是苏富比(微博)、佳士得呢？我打听过，在一家小拍卖公司混了一年，里外勾结骗取钱财，被买主和卖主联合起诉，赔了钱，连老婆都搭进去了。后来跑到澳门赌场去碰运气，正好碰上我们老板也在那里玩，三两下就把老板给忽悠了！”

　　“您说的这些事，你们老板知道吗？”

　　“知道又怎样？会信吗？只信他是艺术品专家、是投资家，成天花钱弄一些媒体记者来给老板抬轿子，什么国宝、什么爱国，别说是老板，就连我们这些手下都给吹得晕晕乎乎！”

　　正说着，一位工作人员走近：“主任，辛董让您通知明天召开临时董事会！”

　　“什么内容？”主任问。

　　“两件事情，一件事是讨论投资多晶硅，另一件还是出版社要给我们博物馆出画册，全套彩页外带10000张音像碟子，要给200万。辛董说这件事他已经答应了林助理，董事会通过一下就行……”

　　“多晶硅，还没搞清是什么东西，听人一说，脑袋一拍啥都敢干！”手下走后，主任接着发牢骚。

　　“投资多晶硅可得谨慎点，我好像看过一份资料，说中国企业喜欢一窝蜂盲目上热门项目，多晶硅已经产能过剩。”我说。

　　“可不是！前几年兴风力发电，您知道我们董事会讨论什么？说要在海峡中央修建一条浮在水面上的风墙，形成可供发电的通道！敢想吧？老板们自己没什么文化，都是用耳朵决定上项目！跟这搞收藏一样！人家买了几个亿的官窑瓷器、书画，他也赶快投资买，还说自己买得比别人更便宜，就不知道别人买的是真货，自己买的是赝品！”

　　事后我才听说，办公室主任是辛董未出五服的堂弟，所以跟我发些牢骚、聊些内幕也没太多的顾虑。主任说的那些事我不全清楚，但是他指认的北京那两家拍卖公司我倒是早就亲自做过暗访，有过假拍、拍假、洗钱的劣迹，我在前两部书里面都有所披露。

　　为了搞清楚辛董那1000多件“官窑瓷器”的来历，我在景德镇作“元青花装酒梅瓶”源头暗访时顺便也做了调查，有两位仿制明清官窑的高手给我讲了两段笑话：

　　“那个姓辛的福建老板的确来过景德镇，他要跟我们打赌，让我们照着他的乾隆珐琅彩转心瓶和粉彩花觚做出一模一样的东西来。我们做了，他说不对，挑出一大堆毛病，什么颜色淡了，什么画工不好，其实他哪里知道，他手里那两件样品就是我们俩烧的，只不过卖主不是我们，是拍卖公司！”

　　“最后辛董付了钱把新烧的两件东西也买回去了，他说要跟拍卖公司买回去的‘国宝’原件摆在一起比照。前些时候我一个朋友去他那里谈生意，听辛董对参观者说：‘有人说我的国宝是假的，你们比比看，这两件是花2万块钱在景德镇订做的高仿品，这两件是花了200多万从拍卖公司拍回来的，能一样吗？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另外一位景德镇业界知情人士也证实了前两位的说法，他告诉我：他们早就知道辛董要来景德镇调查，为了让他看出仿品和他在拍卖公司买回去的“真品”有所区别，故意不给他订烧的瓷器做旧，留出些破绽，让他对原来买的“国宝”深信不疑。他还说：“景德镇有很多做高仿的人都知道福建的辛董，大家暗地里开玩笑说，福建有个景德镇当代官窑博物馆，指的就是辛董的藏宝楼！”

　　世界上存在着五花八门的哲学和与之配套的逻辑学，它们浅显的本质几乎全都隐藏在深奥莫测的理论之中，由得那些书斋里面的“大家”们去无休止地辩论和不厌其烦地诠释，让平常人云里雾里无法近身。可是唯有一样哲学和一种逻辑却是赤裸裸地显现于市井，任何有正常思维逻辑的平头百姓都可以挥舞着它的旗帜去巧取豪夺，那门哲学叫拜金主义，逻辑方式是诡辩法。

　　同样品质的商品，从产地作坊到拍卖公司，就因为篡改了商品的真实信息，价格由2万升至200万，整整翻了100倍。如此暴利欺诈在法制健全的国家听起来更像是一个财富大挪移的魔术表演，但在混乱不堪的艺术品市场上，我们却经常有幸亲眼目睹如此荒诞离奇的活报剧。更为可怕的是，一些有公众话语权的专家学者和市场管理者们却对此见怪不怪，宽容地将此种现象理解为“财富再分配”。换句话讲，就是利用艺术品市场的乱局来劫富济贫。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不妨简单地分析一下这些当了冤大头的富豪们的财富蛋糕究竟被谁瓜分。

　　据业内人士透露，一般真正称得上是高仿的明清官窑，目前景德镇的行价在2-8万，一般不会在普通古玩城等中低端市场上流通，而是由境内外一些拍卖公司拍出，成交价一般都在出厂价的基础上翻高10-100倍。这中间的巨大差价，多半并没有落入景德镇制瓷者的口袋，而是由二道贩子和拍卖公司的内线共同瓜分，其中有拍品决定权的人赚大头。我们以一件成交价100万人民币的高仿拍品为例，看看有多少人、大概按什么比例瓜分了这块“肮脏的蛋糕”：

　　成交价：100万；

　　出厂价： 4万，约占成交价4%，由制假者获利；

　　各项鉴定费用：3万，约占成交价的3%，由鉴定专家获利；

　　拍卖公司佣金和国家税收：20万左右，约占成交价20%。此项经常被透漏，分文不交；

　　上拍赝品实际所有者：获利73万元，约占73%。

　　需要说明的是：“上拍赝品实际所有者”有两种情况，一是直接到产地订货的拍卖公司人员，二是有拍卖背景的非拍卖公司人员。前者利润独得，后者的利润分配则需加上有决定拍品交易权的人。不管是哪种情况，瓜分“国宝哥”财富蛋糕的只是少数几个按律当“斩”的违法者，并非那些社会底层的手工业艺人。

　　话分两头，像辛董这样的富豪在中国并不少见。不客气地说，他们当中很多人发迹之前都是农村中一无所有的“赤贫户”，没文化、没家产、没什么可失去的东西，敢于冒险、无所不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发迹于改革开放初期，借助制定政策者“摸石头过河”、国家法律法规无法及时规范经济市场的良机，钻空子、撞大运、发横财，完成了新中国首批新富的资本积累。正因为如此，很多身载财富原罪的暴发户们无视科学、笃信财运，基督佛爷一起拜，吃喝嫖赌样样来，用他们糜烂而又诱人的消费模式，腐蚀着一代年轻人稚嫩的灵魂，给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祸根。

　　所以，单从个人感情出发，假若真要像朋友们说的那样，能让“贫下中农”利用收藏乱局去“辛董”们的金库里“打土豪、分田地”，我也乐见其成。可惜事实不是这样，辛董花了几个亿买回赝品，另外又外加200万去为自己的荒唐印画册、出碟子，那些钱并没有几个子儿掉进了咱们“贫下中农”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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