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子兄死了。

　　我听见噩耗之后很从容镇静，凝重了几秒钟，想了想他暖和微笑的样子……

　　意大利、西班牙那方面的人死了，送葬行列肃立鼓掌欢送，赞美他一辈子活得有声有色、甚至辉煌灿烂。听说往时河北省一些地方，老人家死了，也是像闹新房一样热闹一场，讲些滑稽的话，真正做到“红白喜事”那个“喜”的意思。

    地区有别，时代也不同了，换个时空，使用不当很可能酿成天大祸事。

　　苗子兄死了，成为一道清流绝响。上世纪三十年代漫画界最后一个人谢幕隐退了。

　　苗子兄第一幅漫画作品发表在一九二九年——十六岁；我一九二四年生，五岁；没眼福看他那第一幅画。一直到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刻木刻懵懂过日子，接到苗子郁风兄嫂他们两位从南京来信要求收购我的木刻的毛笔信之后，才认真地交往起来。那时我二十三岁，他们也才三十二三岁，六十五六年前的事了。

　　十六岁孩子可以哄抱五岁孩子；三十二三的青年跟二十二三的青年却成为终身知己。

　　跟他们两位几十年交往，南京、上海、香港，最后几十年扎根北京，四个大字概括——

　　“悲、欢、离、合”。

　　他自小书读得好、字写得好，因为跟的老师邓尔雅先生、叶恭绰先生……了得。我哪谈得上学问？我只是耳朵勤快，尊敬有学问的人。

　　我觉得自己可能有一点天生的“可爱性”；向人请教，向人借书，人家都不拒绝。据说藏书丰富而爱书如命因之“非凡小气”的唐弢先生，叶灵凤先生，阿英先生，常任侠先生，黄裳老兄，苗子老兄，王世襄老兄，对我从来都是门户开放，大方慷慨，甚至主动地推荐奇书给我，送书给我(黄裳兄送过明刻家黄子立陈老莲《水浒》叶子和《宝纶堂集》……)。

　　苗子兄的书库等于我自己的书库，要什么借什么，速读书卡片一借就是三月半年，任抄任用。包括拓片画卷(王世襄兄多次亲自送明清竹根、竹雕名作到大雅宝胡同甲二号来，让我“玩三天”、“玩一礼拜”……)。

　　这种“信任”，真是珍贵难忘。

　　零六年中秋，苗子、郁风兄嫂到凤凰玉氏山房来。郁风老姐告诉我，这两年重病期间，“肚子里凡是女人的东西都取走了”。其实她脖子上的创口还没有拆线。随行的客人中有两位医生夫妇。

　　在玉氏山房，郁风老姐说什么我们都听她的。

　　“给我画张丈二……”

　　好，丈二就丈二，纸横在画墙上，上半部画满了飞鹤。她说：“留了空好，回北京我补画下半张……我们全家还要来凤凰过春节！”

　　中秋，几十个凑热闹的本地朋友一起欣赏瓢泼大雨，还填了词，我一阙，苗子兄和了一阙。

　　天气转好的日子，还到我的母校岩脑坡文昌阁小学参观，请了几顶“滑竿”抬他们，回来，她居然把“滑竿”辞了。

　　她说：“这学校风景世界少有！”

　　当然！那还用她说？我想。

　　回北京不久又进医院，死了。

　　郁风大姐跟苗子老兄不一样。爱抬杠！而且大多是傻杠。有时弄得人哭笑不得，有时把人气死。怪不得有次苗子兄说：“哪位要？我把她嫁了算了！”

　　郁风大姐自从变成老太婆以来，是个非常让人无可奈何的“神人”。有一年在我家的几十人的聚会上，交谈空气十分和谐融洽，临散席时，一位好心朋友对郁风大姐说：“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可以打电话给我。”猜猜这位老大姐如何回答？“唉，算了！你都下台了，还帮什么忙？”(老天爷在上，这是原话。)

　　好心朋友是诚恳的，郁风大姐也不伪善。

　　全场鸦雀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