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艺术家莫为市场做学术
发布时间:2011-12-15 阅读次数:1731次
2009年之后，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像打了鸡血似的冲动起来。实际上，艺术市场的活跃在2005年就已经略显端倪。时间推移到现在，当张晓刚和周春芽在微博上呼应“剪羊毛”的那段日子时，彼此都为现在的作品卖出这么高的价钱既互相恭贺又感叹世间无常，这活生生的“麻雀变凤凰”的样本，给无数年轻艺术家树立了也不知是好是坏的榜样。总之，在当代艺术市场的推波助澜下，活着吃苦、活着感受艺术、活着享受物质上的成功，已经成为许多年轻艺术家的共识。凡·高式的生存经历和作品表现被传诵了多年以后，不再成为模版，取而代之的是当代太多有血有肉的“神话”故事——请看，当代艺术拍卖TPO50的艺术家，有谁的作品低于百万?
这便是市场冲击下，当代的年轻艺术家的重要背景。
我们当然很难断定当代市场的活跃对于艺术家的创作来说是好是坏。艺术市惩艺术创作是两个独立的范畴，创作自有它内在的线索脉络，艺术家对于外界的反应，应该体现在艺术语言的消化能力上，艺术之外的一切，对于艺术家来说都应该只是材料而已。就艺术市场来说，被追捧的艺术家、作品，和艺术家是否勤奋、是否有天赋、是否具有艺术史书写价值，也没有必然关系。所谓的学术价值高就一定要卖得好，那是一厢情愿美好的祝福，也是心地善良的人们希望学术价值高的作品得到物质上肯定的一种盼望。理性来看，无论在哪个时代，学术价值和“画得好”，并不一定和市场有正关联。艺术市场自有它保本逐利的内部诉求在引导，虽然在有些时候，学术价值高的作品也得到了高价回报，但在艺术市场里更多的事例是学术价值高的作品不受市场重视、学术性很一般的作品被爆炒，或者是学术价值被过度解读价格虚高透支。艺术市场是独立的，艺术创作也是独立的，两条线有时相交，有时平行，这才是常态。
可是这样的规律很轻易被利用，成为艺术家的一个策略性应对工具，即：当学术性强的作品不一定有好的市场表现，以及市场表现好的作品不一定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时，对艺术品创作的钻研就会被对市场的研究所替代，而且在很多时候，即使艺术家在理性上愿意抗拒市场抛来的媚眼，但人之本能的趋利性又会不由自主被市场所影响。由此，一些匪夷所思的状况在艺术界开始蔓延。
听说过一些事：某油画艺术家尺幅一平方米以上的作品年创作量可达50件以上，几乎每年都做个展。还听闻有的艺术家甚至年产量超百件。这很令人感到纳闷，油画有它特定的物理特征，让油彩在画布上阴干，需要有个自然的时间。即便是用丙烯这种干得比较快的颜料，一般情况下，一平方米的作品用一个月完成，算是正常，一个月可以完成两三幅，一年完成20幅，已经是高产了。假如艺术家勤奋一点再勤奋一点，一年有个30幅以上的作品，那这种工作强度，太值得尊敬了——这还没有考虑艺术家对作品的思考、沉淀，更没考虑这些作品本身画得怎么样。而一年假如真完成50幅以上甚至超百幅，结论只有两个：要么是超人，要么是工厂。
这样的情况在艺术界已经相当普遍，许多人也早就见怪不怪。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似乎可以从安迪·沃霍那里找到辩护理由：当代艺术的特性之一便是不拒绝艺术作品在制作方面的工厂化，因此，即使使用工厂化的创作方式使产量密集、使作品趋同，也仍然不能说是“劣质品”，只要艺术家本人的观念、思想在作品中贯穿，那么作品的艺术性仍然可以成立。达利、毕加索也有一部分作品由别人代工而面世。
重点不在于画作如何产生。重点在，艺术家是在怎样的动机下采用这样的方法，以及采用这种方法之后的效果如何。当今艺术市场上最成功的艺术家之一村上隆认为，每个艺术家都应该为市场作出考虑。现在，有些艺术家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已经很“懂”市场了，于是不断地做个展或参加展览以提高知晓度、不断地出画册以提高留存度、不断地请人写批评以提高包装度，甚至不断地利用资金在拍卖行虚高自己的作品价格……要做到这些，一个前提就是自己的作品数量要多、要“够”，这就催生了工厂化的作品产生。当然，这一切的做法，都在以“学术”为名义的框架内完成。我们就看到这样一幅景象，学术的标准被嘈杂的声音所异化，变得那么可疑;“市朝的手段”也因为粗浅丑陋而经常蜕变为一种笑料。我们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艺术家明明不懂市场而非要贴近市场的时候，工厂化的创作就是对市惩学术的一种毒害;当艺术家明明为了市场而假冒学术的时候，工厂化的创作会无情地把真相暴露。
市惩学术本来是可以相安无事或者相互宽容的两件事，可当许多人把某些不对等的状况作为一种策略时，这两者之间总似乎存在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和隔阂，而且也总给人一种感觉要么市场有罪要么学术犯错的误解。市惩学术难道真的是一对矛盾体?当然不是。市场是多面的，学术也是多面的，让人们对它们之间关系产生误解的，一定在解释或者呈现这种关系的人，而不是物。将市惩学术对立起来或者关联起来，要么是有人有意为之的策略，要么是对它们关系的误读，总之，在处理它们的关系时，更多时候是因为操作者手法的笨拙而伤害了概念，而不是概念本身存在冲突。
回到艺术家本身。艺术家在创作手段上的故作聪明、对市场的盲目屈从，事实上却是更大程度地糟践了艺术家可能存在的市锄会。利用工厂化的创作、利用当代艺术中合理的“复制”理论为自己寻找挡箭牌，无疑是一条自我迷幻的生存之路，这样的做法，并不能真正给艺术家带来切实的、“可持续发展”的艺术生存模式，反而只会越来越多地暴露艺术家在创作力上的虚弱，因为它并不是从自身的需求植根出来，而是如同草履虫一样在外界环境刺激下的被动反应。
但是不管怎样，当代艺术家们在市场面前可以说既想从容应对又急了手脚，既羞羞答答地想扯下遮羞布直接面对市场指点江山，又想在学术界拥有话语权拥有地位。混乱了身份定位的艺术家让艺术这个产业变得扑朔迷离。可是别忘了，现在这个时代，艺术家的种种行为其背后皆因艺术市场的红火使然，我们还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来，年轻艺术家的吃香程度远甚以往，诸多艺术项目、诸多展览，都跟年轻艺术家有关，他们的出场密集程度差不多抵得上2005年到2009年的总和，有人把这个现象看作是艺术界后生力量的爆发，但实际上，这只是艺术市场热点切换投射到艺术活动上的反应，原因是一线艺术家的价格太高而使部分逐利资金跑向了想象空间巨大的年轻艺术家身上。
中国当代艺术家面对如此猛烈的艺术市场的冲击，是从来没有过的事。然而，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哲学告诉我们，越是单纯的，就越是能够存活长久。艺术家们在资金逐利的市场面前定位成“为商业而做的艺术”，或是“为学术而做的艺术”，其实都值得肯定，不要为市场而硬做学术就对了。一个简单重复了无数次的道理在此刻仍然有效：为商业而做的艺术也可能在艺术史中记下一笔，隔离了市场只为艺术本身而做的作品也可能大受市场的欢迎。但怕就怕，既为市场折了腰，又要拉着学术和展览做遮羞布，最后反而会落成笑柄。(《东方早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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