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有些事情是出生前就决定了的，有些是长大后改变的；有些事情取决于境遇机缘，有些事情取决于性格观念。这些决定人生的因素，能理成个头绪时，人生就会简单明了，或顺顺当当，或平平淡淡；但是，它们往往理不成一个头绪，于是就动辄得咎，或磕磕碰碰，或尴尴尬尬。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属于后者。

赵孟頫字子昂，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后裔，曾祖父、祖父、父亲都在宋朝廷做到大官。赵孟頫本人十四岁就因父荫补了官，通过吏部考试铨选，被任命为真州司户参军。假如这宋代国祚不断，赵孟頫就很可能在他祖先创立的王朝里顺利地做他的官，度他的人生，官越做越大，人生也富足幸福，至少心中无愧。偏偏这宋王朝国运不昌，在他二十六岁那年就彻底灭亡了。他的宋官当然也就做不下去了，只好回家闲居，读读书、写写字、画画画儿，过一种比较优雅的乡村地主的生活。赵孟頫是世家，至少也有些田地，平静的乡居生活应该是过得下去的；夫人管道升“天姿开朗，德言容功，靡一不备，翰墨词章，不学而能”（赵孟頫《魏国夫人管道升墓志铭》），诗赋书画也不是外行，两人相互切磋，琴瑟和谐，“你侬我侬，忒煞情多”（相传管道升跟赵孟頫开玩笑时说的话），家庭乐趣也不会少。可是，这种生活才过了六年，就在他三十三岁那年，元朝行台侍御史程巨夫奉了忽必烈的命令到江南搜罗人才，就找到了他。出仕做贰臣，想必他的心里是经过激烈斗争的。赵孟頫晚年在和好友姚子敬的一首诗中有两句，“同学少年今已稀，重嗟出处寸心违”，就透露了这种心声。当时是迫于淫威，是感于知遇，还是出于生计考虑，大概只有他自己清楚，其中抉择的痛苦也只能由他自己一人承担。

跟着程巨夫见忽必烈，场面十分风光，“孟頫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忽必烈一见倾心，让他坐在右丞相叶李的上方，紧挨着自己，不提防他是宋宗室的后人。见面之后，忽必烈命令他为新设的尚书省起草颁行全国的诏书，诏书写成，忽必烈非常兴奋，说：“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见面融洽，君臣遇合，按说赵孟頫应该可以从此风云际会，仕途通达了吧。可是出来一个大问题，元朝把人划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北人、南人，这赵孟頫恰恰属于第四等，而且又是前朝宗室，皇帝的赏识并不能得到朝廷实力派的认同。从此每当他表现出才干，皇帝有意重用的时候，就会有人出来反对。所以，他官一直做不大，家庭生活一直也很拮据，“帝闻孟頫素贫，赐钞五十锭”，英明果断如忽必烈也只能以这种方式予以照顾。就连这种钱财上的接济，也会遭到掌权官员的反对，以至于在武宗皇帝海山赏赐赵孟頫五百锭钞票时，怕有关部门找借口不给，特意吩咐身边人员：“中书每称国用不足，必持而不与，其以普庆寺别贮钞给之。”也就是说皇帝也只得拿小金库里的钱赐给赵孟頫。赵孟頫在朝廷时建言多有被采纳的，在外放时也做了一些实事，但职位不过是“置于馆阁，典司述作”之类无关痛痒的官职，历经五朝。直到他去世以后，才虚张声势地给他“追封魏国公”。设想一下，假如赵孟頫遇事哼哼哈哈、韬光养晦，不跟那班蒙古大臣争是非，兴许也能把官做得更大些。在备受歧视的元朝廷里，汉人、南人当时也有官做得比较大的。

赵孟頫在元朝为官，职位的高低大概还在次要，他作为降臣，内心道德的谴责也许才是他最苦恼的事情。有一次忽必烈让他评论叶李和留梦炎两个人的优劣高下。他的回答是：“梦炎，臣之父执，其人厚重，笃于自信，好谋而能断，有大臣器；叶李所读之书，臣皆读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 他纯粹从两人的才能上作出评骘。忽必烈不同意他的评骘，说：“梦炎在宋为状元，位至宰相，当贾似道误国罔上，梦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阙上书，是贤于梦炎也。”忽必烈以为赵孟頫碍于梦炎是他父亲朋友，不便责备梦炎，于是让他做诗讽刺梦炎。赵孟頫应命而做的诗里有两句，“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据说得到了忽必烈的赏叹。其实，我认为赵孟頫是有意识地避开前朝是非，避开品德评价的。他内心一定认为自己既然做了贰臣，就不配给他人做品德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