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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展览《在·现-王功新二十年影像艺术》的相关论坛在OCAT上海馆举行。当代几位资深艺术人士齐聚一堂，围绕现实主义在当代艺术中的运用问题展开讨论，观点纷呈。其中，艺术评论家吕澎特别强调了要面对物理现实，重视语境问题。

艺术评论家 吕澎

吕澎认为任何一个概念，只能是历史的攀谈。就19世纪的法国而言，既可以从二三十年代的民国时期去看，也可以从文革时期去看，还可以从79年以后的改革背景去看。在每个不同时期，它的含义都不一样。“我们虽然能找到它们之间的关系及演变过程，但当我们言说一个艺术现象、艺术问题的时候，却只能这么去讨论。记得79年以后，理论界讨论到现实主义问题，其焦点就是自由，由表达唯一的风格、意识形态解放为自由地表达各种风格、意识形态。对于现实主义，究竟是从语言风格上看，还是从派别上看，又或是从政治立场上看，这些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离开具体问题，我们没有办法探讨。所以我认为讨论要有针对性。”

“现实主义”是个历史的概念，无论是中文词、英文词，还是法文词，我们经常会看到其带有前缀，什么抽象的、象征的、超现实的等等。这些一加，说明现实主义这个词已经变得不太重要了，而最重要的是这个艺术家的艺术问题。

我最近在翻译名为“经典的现代主义”的文本，它用了“现实的表现主义”这个词。现实主义的表现主义怎么讨论，‘现实主义’这个词在此处又如何思考。比如，贝克曼的创作风格相对来说是图象性的、叙事性的、可识别的，无非有点变形，色块、笔触大一点，野蛮一点。可为什么又属表现主义呢？因为它的笔触又有其书写性，有表现主义固有的精神内涵，它跟现实发生关系，又以内心世界的某种东西作为表现的核心，所以现实主义的写实成分变得并不太重要，重点在艺术家表现内心世界所采取的方法。

之前黄专谈到，改革开放以来，艺术的明显变化恰恰是从现实主义开始，而不是从印象派、现代主义开始。这归因于我们特殊的语境、背景不同，所针对的问题不同，简单说，针对的就是之前“红、光、亮”的问题，形式上是“红、光、亮”，主题上是那时的革命意识形态。所以，这个时候的生成美术才用了俄罗斯的灰调子，近可能接近视觉的错觉图像，用俯视的构图等方法。而这些方法在文革时期是不允许的，对于表现谁，用什么态度什么构图表现，都是有规定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词的针对性就是，用极易理解的语言方式表达自己对之前批判性的态度，此时我们用中国所谓的‘现实主义’。像高小华、程丛林都跟苏联发生关系，他们掌握这种语言，并借此针对大家容易理解的艺术对象进行批判，或者表达立场与态度。此时使用这样的语言，有它十分具体的原因，跟个人的技术能力、美学趣味、知识背景相关。但是在80、81年讨论现实主义时，它跟新兴的希望、获得艺术自由表现的可能性有着紧密联系。至于艺术家具体采取什么语言方式，并非80年代最关心的问题，因而才有所谓“80年代现代主义”。但那时大家不太分析语言风格，因为一是什么都有；第二，转瞬即逝；第三，没有逻辑；第四，大家觉得这种语言方式跟西方较接近，所以也没有什么好谈。直到90年代方力均等人的“玩世现实主义”出现才讨论。出发点一个是画面是叙事的，有具像图像，尽管它有些变形；另一个是它所涉及到的主题或问题同艺术家和现实没有直接关系，鲜有超越于艺术家对现实之外的东西。比如今天我们所说的观念艺术问题，它似乎跟日常性不发生关联。所以“现实主义”的使用基于两方面原因，即语言方式和问题针对性。

最后，我们今天如何看这个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艺术家所发现和感受到的问题，以及个人的知识、能力。当然，就艺术能力来说，他无论使用平面、图片、影像，还是木头、金属或高科技，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用这些媒介去表达什么。这时呈现的作品，以视觉去判断的话，或许是个容易识别的东西，也可能是个陌生的对象，还可能是别的。但是视觉上容易一般性识别的作品，有时仅是你的理解不同于艺术家的出发点和他所要表达的内容。然而，批评家总是容易用类似于“现实性”的东西去定位，然后以复杂术语解释其背后隐藏的所谓观点、问题，其实该注意的是有针对性地具体看待。

我习惯于是什么说什么。假如谈这个作品，那我们就针对此作品讨论它的上下文、历史关系、产生渊源，讨论这个艺术家的知识背景、艺术情感，从而做出相对稳定的判断。说到底，就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物理现实。

来源：崇真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