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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江鹏
屈健教授的《20世纪“长安画派”及其影响研究》一书视域宏阔、分析深入，灵活巧妙、举重若轻的处理了许多至关重要的学术问题，同时提出了许多崭新的研究概念，可谓目前为止有关“长安画派”的论著中，最具学术力量的一部。
这部书在学界首先提出了“群”的研究概念，立足画派集群的高度从宏观上分析了“长安画派”的产生与发展，代表性画家及艺术作品，绘画思想与艺术主张，对美术史的贡献与历史地位等一系列基础而核心的问题。在综合性的逻辑架构下深入浅出的解析了画派诸因素的形成原因和表现特征，谋篇布局既重视宏观的脉络梳理又有个案的精深论述，既有史料的深入挖掘又有理论的论证辨析，点面相辅、史论结合，全面而深刻的发掘了“长安画派”的内在发展逻辑，从而将该课题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这种综合性多维度的架构模式以及全方位的理论阐释方式填补了该课题学术研究的空白，也为后来者进一步深入研究树立了新的标度。以此而论，该书在“长安画派”的研究史上当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另外，“长安画派”作为诞生于新中国的绘画流派的杰出代表，因为当时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从而具备了更多重的研究价值。对其中反应的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革新与创造、文艺与政治等元素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则更有难度，因此也更需要开阔的胸襟、独立之精神，屈先生在这方面的论述为我们竖立了榜样。正如著名美术史论家周积寅先生早先所言“当代艺术创作与艺术理论的研究既要面对日益开放的世界、要有追溯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自信，也要有对中国现代艺术发展的自省、对普遍情感和个性关系的把握，这需要很好的悟性，屈健已经完全具备了这样的素质”。该书将长安画派放在社会、政治、历史、艺术等多重语境中进行分析，以艺术文化史的叙述为经，辅以图像学、风格学以及符号学的阐释，正本溯源、辨谬明理，从而在总体上准确的阐释了“长安画派”的历史境况和艺术精神。
该书令人振奋的是关于长安画派五个发展阶段的分析，即：孕育期，酝酿与准备期，多角度探索与集群风格的形成期，合力效应的发挥与发展、完善和创立“新中国画”时期，多向发散与本性回归期。这一概括完整全面的勾画出了长安画派孕育、发展、转型、延续的脉络，论述有理有据、发前人所未发，体现了作者的学术智慧和深厚的学术功力。该书令人钦佩的还有：从多元素的交融创造、新风格的创立、题材的拓展、理论的创新、表现语言的探索等方面对长安画派的贡献进行了巧妙的论述，对其历史地位给予了准确的评定，对其局限性给予了理性的剖析，客观审慎的总结了画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在这一过程中，作者有立有破、有驳有辩，不偏不倚、中正平和，体现了艺术名家儒雅的治学风范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堪称后学之楷模。
研究和创作并重是屈健教授一直以来的治学方略，屈教授的这一学术理路可以说渊源有自，若要追根溯源，这一传统可以上溯到近代美术史论泰斗俞剑华先生。屈健教授的导师著名美术史论家周积寅先生是俞先生的嫡传弟子和俞先生治学观念的积极践行者，屈教授自然也深得这一学术传统之精髓。俞先生曾提出做学问的“四万”说，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绘万张画，立万轶言。即是要多读书、多实地考察、多绘画实践、多研究写作，倡导书本知识和实地考察结合，艺术理论研究和艺术创作实践结合。这种方法能够使艺术理论研究落到实处，避免隔靴搔痒、空穴来风；也可以使艺术创作在理论的指导下做到有根有底、有动力、有方向。在这一观念影响下俞派文脉的传承者大多既是著名的美术理论研究学者又是著名的画家，屈教授自然也不例外，他一手拿文笔一手拿画笔，做到了两者相得益彰。该书的分析思路和行文特征也反映了这一特色，特别是关于画家个案的研究，作者既对艺术家的绘画创作经历和细微的艺术感受进行了剥茧抽丝式的论述，又能够掌控艺术本体发展的逻辑脉络并进行“掘井”式的深度阐释。
总体来说这部书资料详实、论证深入、条理周密、文笔畅达，诚可嘉惠后学、脍炙士林。正好与屈先生正在进行的国家社科项目“长安画派”口述史的研究工作相互支撑，共同成为先生所倡导的西部艺术学研究的扛鼎之作。
来源：中国文化交流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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