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探寻齐白石早期、中期幸福感时，我们主要着重的是有关幸福的内容。这样的结果很容易给读者造成齐白石太顺的感觉。其实谁的生活中没有不利的一面呢？齐白石也是如此的。比如齐白石早年在学刻印时就曾遇到过一位鄙视他而不肯给他刻的人，结果反倒激励了齐白石学习刻印的决心；比如他为两广总督谭钟麟的公子刻印遭到否定，但齐白石只是采取“究竟谁对谁不对，懂得此道的人自有公论，我又何必跟他计较，也就付之一笑而已。”大度的处理结果，则化不快为快。这似乎就是齐白石处理事物的一种方式。
 
    齐白石的晚期以他移居北京的1917年始，至1957年他在北京逝世止。从1917到1957年，齐白石在北京住了四十年。我们可以将这四十年分为五段：1917——1922——1937——1945——1949——1957。即变法中（困难期）、日伪前（成功初）、日伪期、解放前、解放后。

    这里我们先说一下齐白石移居北京的原因。在齐白石的自传中没有关于清朝灭亡的记述，可见清朝的灭亡在他的家乡没有太大的动荡，起码对齐白石影响不大。从1911年至1917年齐白石过的是相对不错的平稳生活。虽然这些年中发生了一些负面的事，如他的儿子良黼意外死去、胡沁园师故去、王湘绮师故去，但生活就是如此，这些都并非是外来的威胁，在任何人度天年的人生中并不能杜绝这类不幸的事。齐白石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因此他尽管悲哀，还是能正确的对待。虽然清朝灭亡没给他的家乡和他造成麻烦，但1917年家乡的兵乱却给家乡和齐白石带来了离乱，尤其给齐白石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以至改变了他想终老家乡的志向！！齐白石是这样描写当时的状况的：“不料连年兵乱，常有军队过境，南北交哄，互相混战，附近土匪，乘机蜂起。官逼税捐，匪逼钱谷，稍有违拒，巨祸立至。弄得食不安席，寝不安枕，没有一天不是提心吊胆地苟全生命。”
就在1917年春夏之间，齐白石的家乡湘潭又发生了兵事，当时家境能过得去的人家纷纷逃离到别处避难。齐白石正一筹莫展之时，得到了在北京居住的樊樊山来信，劝他到北京，说在北京卖画足可以谋生。为此齐白石便“携着简单的行李，独自动身北上”了。这就是齐白石背井离乡去北京的起因，但此时他尚未决定移居北京，只是打算暂避乡乱。好了，齐白石的晚期就从此开始了。

    齐白石于1917年五月来到北京，住在了郭葆生家。没几天，因为张勋复辟北京风声鹤唳，齐白石便推辞了一个朋友相约到煤市街文明园看戏，随着郭葆生一家坐火车到了天津租界避难，六月底又随郭葆生回到北京，依然住在郭葆生家。后来因为一个想骗郭葆生钱的无赖处处跟齐白石为难，齐白石才被迫离开郭葆生家住进了法源寺。请注意，齐白石离开郭家并非郭茂生的缘故，是齐白石主动离开的，郭葆生对齐白石一直很好。在法源寺他和同乡好友书法家杨潜庵同住。在此期间，杨潜庵待齐白石也很好。齐白石来京是以卖画为生，因此他在琉璃厂南纸铺挂了卖画刻印的润格，正好陈师曾在琉璃厂看到齐白石刻的印章，于是特地来法源寺找到了齐白石。陈师曾当时在书画、文化界很有名气，不仅因为他的祖父曾是前清湖南抚台、父亲是大诗人，更因为他的妙笔生花的诗书画。陈师曾与齐白石一见如故。齐白石当下拿出自己的“借山图”请陈师曾鉴定。陈师曾确实不愧是高人才子，当下题了一首诗。诗写得非常妙：“曩于刻印知齐君，今复见画如篆文。束纸丛蚕写行脚，脚底山川生乱云。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但恐世人不识画，能似不能非所闻。正如论书喜姿媚，无怪退之讥右军。吾画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诗中对齐白石的画给与了极大的肯定，夸他的画“稚拙”，没有世上的媚气，肯定了他坚持独特的艺术风格而合于古道的创作精神，鼓励他走自己的不求同群的道路。

    这么说吧，齐白石的独创似乎与他的绘画历程有关，或许可以说是歪打正着。但陈师曾不是，他曾到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宏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回国后任教于江苏南通师范大学，教授博物学。后拜著名书画家吴昌硕吴为师。1913年他在张謇邀请下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同年任北京政府教育部编纂处编审员。1915年出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画教师。1918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其任中国画导师。同年，陈师曾任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中国画教授。可以说他的学识深厚，眼界宽广，在艺术上很有见地，不是艺人而是学者。二人相识后，齐白石“常到他家去，和他谈话论世，’他们“所见相同，交谊就越来越深”了。

    齐白石在很久以后依然认为“此次进京，得交陈师曾做朋友，也是我一生可纪念的事。”除此之外，齐白石在北京定居后还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如画家凌直支、汪蔼士、王梦白、陈半丁、姚茫父、诗人名医萧龙友、诗人书法家罗瘿公、罗敷庵、学者藏书家张篁溪。齐白石在回忆这段时光时说，旧友在京的有郭葆生、夏午诒、樊樊山、杨潜庵、张仲飏等，新知旧友常在一起谈聚，并不寂寞。足见此时他的画的销路虽未打开，所谓门可罗雀，但并不乏朋友间的乐趣。

    齐白石此次来北京住到十月初，听说家乡乱事有所消停，便回去了。可见此时他还并没有打算永远离开家乡。不过，回去以后家乡的动乱却让他下了离乡的决心，因为他感到生命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兵乱比过去更加厉害，他几乎天天听到有关抢劫绑架，吓诈钱财的事。特别是他听到关于针对自己的威胁。有说：“芝木匠发了财啦，去绑他的票！”，有说：“值木匠这几年，确有被绑票资格了。”齐白石非常害怕，趁邻居不注意逃到了附近亲戚家，隐姓埋名躲藏起来，他“夜宿于露草之上，朝餐于苍松之阴”，时刻提防着别被人发现。这样的生活和在北京与画友的生活比较，他怎能不萌生下决心离开家乡之意呢？他说：“到此地步，才知道家乡虽好，不是安居之所。……打算从明年起，往北京定居，到老死也不再回家乡来了。”

    齐白石本来对家乡十分留恋，因为那里是他经营了几十年的家，父母弟兄都在那里。但是，他感到的威胁是他无法克服的。因为散布谣言的是“附近的坏人歹徒”，是“一般心存忌嫉，幸灾乐祸的人”。这些人就住在他的周围，看着齐白石“这几年生活比较好，一家人糊得上嘴，吃得饱肚子”，因此“看着不免眼红”，于是散布谣言。咱们设身处地的想想，在一个没有安全保障的乱世，搁了谁，谁能不胆战心惊呢？

    第二年三月，也就是说齐白石这次回来住了五个月就又离开了家乡，他的心情十分复杂。他说：“我乘军队打着清乡旗号，土匪暂时敛迹的机会离开了家乡。”此年他的父亲八十一岁，母亲七十五岁。妻子不舍得丢下田产，决定带着子女留下，等齐白石在京站稳后再两头跑。此次齐白石是带着不回的决心走的，因此家庭的、故土的情感就显得百感交集。他看着院中自己亲手种的开得正盛的梨花，觉得雨中梨花，好像也在替自己落泪。他留恋家乡，但又不能不因避祸远离。因此“心里头难受得很哪”。

    齐白石对家乡由恋转而恐惧，或者说厌吧。为什么如此说呢？有件事可以佐证。俗语说落叶归根，但齐白石到了暮年在谈到自己死后时，却不愿意归葬家乡。他对一位年轻的知己说：“我的儿孙，大部分都在湖南家乡，万一我死之后，他们不听我话，也许运柩回湘，或是改葬他处，岂不有负初衷，我写一张委托书交你收存，免得他日别生枝节。”

    回到北京齐白石依然住在法源寺，此时他的画处于低廉时期。中秋节后他租住了陶然亭附近几间房，他的妻子春君按商定的给他聘到了副室胡宝珠。冬天，听说湖南又有战事，齐白石携妻春君回到湘潭家。来年，1920年二月齐白石带着三子和长孙回到北京上学。到了北京不久又逢直皖战事，郭葆生邀齐白石到自己的帅府园宅同去避难。

    以上我们比较详细的介绍齐白石这段生活，目的是谈他的处境，由处境得知他的内心状态。我们可以得出的是，朋友对于齐白石的重要性。齐白石以卖画为生，为此他必须要与社会来往，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艺人，在他努力学文学艺卖艺过程中，得到的主要是来自社会的同仁、朋友的帮助。其实道理很明显，朋友帮助他，他也有益于朋友，实际多少也是一种互利，尤其他的才华可以服务于社会层次较高的人，但对社会底层的人却毫无实际意义。他以“煮画”为生的过程，也就是他由贫穷变为小康的过程。在家乡他通过卖画得钱，曾典住过梅公祠的房子居住，后来在茹家冲又买了地和破房几间并进行翻建。等等这一切都表现出他的生活是在由穷变富。要知道他是住在穷窝子里，他的生活变好势必刺激了那些穷窝子里的人。红眼病古今相同，所以听到一些流言蜚语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含沙射影的流言也好，实际的兵乱匪患也好，把齐白石逼出了乡间，让他融入了大社会。开始了他晚期的艺术生涯。

    我们公允地说，齐白石没变法前，他的诗书画印已经取得了较高的成就，特别是他的印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至于画，他学八大风格已经出神入化，只是暂时没有得到北京市场的认可而已。什么意思？请问，今天齐白石没变法前的成熟作品价格并不低啊？市场往往认人不认艺术！！齐白石就曾赶上了。不过也好，它挤兑齐白石出了完全属于自己的风格，它把齐白石推上了世界艺术大师的高度。齐白石1917年来到北京后，他的画价钱低于一般的画家，但并不意味水平低。但是作品单纯好不行，要攀上高峰，得到高价必须还得吻合两个条件：独创的风格、良好的推介。齐白石在未变法前固然水平不低，但不是他自己的风格，而是八大的风格，即使在北京可以卖出高价，这高价只会使齐白石得到经济的利益，而不会使之跻身世界艺术大师的行列。所幸是齐白石在陈师曾的启发帮助下很快的就认识到了第一个条件。于是他开始了所谓的衰年变法。结果他很快成功了。

    齐白石在北京变法期间，因为他所秉承的艺术创造法则是求新，与时下的摹古风气大相径庭，所以倍受指责。不过否定他的无非认为他的画无所本，是匠人的画，画法极为荒唐。但是他并没有妥协认输。这一时期他在一些诗中、画的题跋中多有针锋相对的题记，他反唇相讥道：“今之时流，开口以宋元自命，盗窃前人为己有，以愚世人，笔情死刻，尤不足耻也。”、“删去临摹手一双。”、“四十年删尽雷同法，赢得同侪骂此翁。”、“吾画不为宗派所宗，无心沽名，自娱而已。人欲骂之，我未听也。”等等。有一次真把他气急了，他画了一张画，题道：“人骂我，我也骂人！”令人感到老实人被逼急了，不过如此的反抗。这些负面的能量应该也是激励齐白石变法的因素。

   不过，齐白石还是被许多朋友看好的。在变法期间，齐白石又“听了他（陈师曾）的话，改变画法。同乡易蔚儒是众议员的议员，请我画了一把团扇，给林琴南（著名的古文家、翻译家）看了，大为赞赏，说：“南吴北齐，可以媲美。”注意，林琴南在当时的文化界是一言九鼎的重量级人物，林琴南把齐白石和吴昌硕相提并论，那绝对是对齐白石最大的褒奖和评价！“南吴北齐”这个提法对提高齐白石的声誉应该是起到极大的宣传效应，要是放在今天一下会红遍全国的。在此时期齐白石又认识了徐悲鸿、贺履之、朱悟园、梅兰芳社会等名流。直至1922年齐白石的画在日本一下成了最受欢迎的畅销品，并被法国人选了送往巴黎参加巴黎艺术展览会，一举成名。此后齐白石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了他一生中的耀眼的夕阳红阶段。他说：“外国人来北京卖我画的很多。琉璃厂的古董鬼，知道我的画在外国人面前，卖得出大价，就纷纷求我的画，预备去做投机生意。一般附庸风雅的人，听说我的画能值钱，也都来请我画了。从此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隆起来。”

    从1917年到1922年五年间，由意识到变法，到变法，到成功，齐白石平淡的度过了。虽然听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但比他在家乡听到的要绑他票有天壤之别吧？何况变法期间有陈师曾，胡佩衡等朋友的支持，以及许多新老朋友的关爱呢！可贵的是，度过了变法期的齐白石照样是平淡的，这就是他的为人，不激不厉。1924年有位同乡劝他去趟日本，说：“日本是你发祥之地，离我们中国又近，你何不去游历一趟，顺便卖画刻印，保管名利双收，饱载而归。”可以说，他同乡的话一点水分都没有，绝对正确。在今天多少名利之徒没有齐白石这个条件，不是也在自己胡编乱造条件吗？为书画的名利，欺世盗名者有之，溜须拍马者有之，吮痈舔痔者有之，如是，不是也弄了不少名利吗？可齐白石就是齐白石，他说：“我定居北京，快过九个年头啦！近年在国内卖画所得，足够我过活，不比初到北京时的门可罗雀了。我现在饿了，有米可吃，冷了，有煤可烧，人生贵知足，餬上嘴，就得了，何必要那么多钱？反而自受其累呢！”心理状态如此的齐白石，他的满足感应该是不高的。他接触过许多名人，比如他曾去过京剧当红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家，他说“他的书斋“缀玉轩”布置得很讲究。”他住过官宦文人郭葆生、夏午诒家，这些人的家也不会不讲究。但是当我们看到齐白石的铁栅屋时却感到竟是如此的简陋，完全与伟大艺术家联系不起来！你能说他买不起几样好家具吗?你能说他缺钱把房子内外打扮打扮吗？但齐白石不，他从来没有不知足时。你能说他此时幸福感低吗？

    事实是这样的，齐白石在来北京之前，他的名气技艺在长沙、湘潭已经不但颇受敬重，且足可以谋生，只是到了北京才遭到一些艺道不合的同行冷落和攻击。这种反差给了齐白石内心造成了一些伤害。其实说伤害不免大了，说不悦比较合适。从齐白石的经历来看，他是个讷于言敏于行的人，性格应该是内向的。但性格内向的人自尊心大都更强。在家乡时他得胡沁园师及经学名家、老师王湘绮的看重，得到进士、名士夏午诒、樊樊山以及同乡发小的推崇，社会上求他刻印作画的人并不少，他在一些地位高的人眼中也是颜回一般的高标人物。在这些人眼中他与木匠判若两人，非但谁也没向他投以歧视目光，特别在王湘绮嘴里却以“王门三匠”引以为豪。五十来岁性格已经定型，且顺风的经历使得齐白石多少已经难以面对冷落。其实他来到北京后老友新朋不少，许多时候都是这些人主动招呼他。其实在湖南时他基本也是处于被招呼状态的。他的才气和随和秉性得到大家的喜爱。在他定居北京后只是受到一些画界不同观点，或曰守旧派的攻击，这段时间也并不长。

    在齐白石变法成功得到社会，特别是在销售中得到认可后，攻击他的声音并没有消停。直到今天依然有不承认齐白石艺术的。应该看到，艺术上的观点并不因为经营的好坏而改变。在齐白石变法前后与他艺术观点相左的人，并不因为齐白石画卖得好坏而转变的不乏其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很正常。其实齐白石对于否定他的声音是有非常理智的认识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谁比谁高明，百年后世，自有公评，何必争此一日短长,显得气度不广。”这种认识应当是造成齐白石之所以心平气和的原因。

    齐白石长寿，他家里的人口又众多，在这漫长岁月中他家中不乏一些生老病死之事，他的友朋也不乏诸多凋零谢世者，特别是这期间的军阀混战、日伪时期都会给他带来一定困境。这些必然影响到他的心情。但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他此时已经逐渐成了社会知名人士，有不少弟子和有相当多有社会地位的朋友，他的卖画状态是不错的，也就是说他的经济状态不错。在没有生存威胁，一家可以正常生活的齐白石，并受到人们尊敬的他，虽然也会遇到些不快，但总体上说他的幸福感还是不错的。

    这里我们解释一下日伪时期齐白石的状况。日伪时期前，齐白石已经是世界上有一定知名度的画家了。日伪的一些官吏也是人，他们知道齐白石作品的价值，故此也想接近齐白石，或得到作品，或借接近齐白石得到附风雅的名声，最多是借齐白石名声搞所谓的中日亲善。但齐白石当时已经是有社会影响的八旬老人，对这样一个知名老人不配合行为或拒而不见，谁也没办法。且齐白石也没任何把柄被他们抓到，我们在齐白石留下的材料中也没发现他有明显的反日活动。

    1949年以后直至齐白石逝世的八年中，他得到了政府的巨大推崇和关爱，这当是他晚年乃至一生中幸福感最强的时候吧。

                               北京艺术研究所  刘玉来  2014.7.18

来源：人民美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