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周《牡丹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沈周对文人写意花鸟画的发展是具有开拓之功的，其粗枝大叶的山水画风格决定了其花鸟画的大格局。沈周以“意到情适”为目的，“不拘拘于形似”，参以南宋牧溪禅宗画的简笔意趣，用凝练而静逸的笔墨抒发自己对于平凡事物的率真情感。从花鸟画发展史上看，沈周的写意花鸟画具有开拓之功，其作用至关重要。

　　《宣和画谱》卷二十云：“凡于翰墨之间，托物寓兴，则见于水墨之戏。”笔端流露出的意趣，归根结底来源于人心的意趣。真正将“写意”技法完全落实于绘画创作之中，只有到了明代文人水墨花鸟画兴起后才圆满完成。开拓之功，首推明代中期“吴门画派”鼻祖沈周（1427～1509）。

　　沈周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重要人物。固然，沈周主要以山水画名世，他的诞生标志着吴门画派的正式崛起。沈周的一生过得十分平坦，没有太大的波折。中年住有竹居，常与友人欢聚款语，吟诗作画，保持着一种淡然清净的心性。他对待人生的态度也异常平淡，做事从来不过分执著，也没有丝毫张扬，宽厚与豁达成为他人格的一种象征。因此，他总以开阔的胸怀对待古代的绘画传统。

　　沈周以摹古的方式领会艺术的精神。年轻时，他听杜琼（1396～1474）畅谈古今画风，一生观摩、临摹古代名画难以计数。从一定意义上说，沈周从古人艺术中找到了明代艺术的发展方向，引发了中晚明绘画主流的转换和变革。当然，沈周对元人的模仿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刻意照搬，更多的是在模仿中选取或简化一种形式美感，并将之深化和丰富为自己绘画的基本语言，重构出一种新的视觉经验。沈周的出现使得明代画坛真正告别了猛气横发的浙派趣味和院体风格，从而开创出真正意义上的明代绘画风格。因此，他理所当然地成为研究明代画风不可回避的巨峰，不愧为彪炳明代画史的一代宗师。

　　当然，沈周的绘画风格与元代的文人画风是一脉相承的。蒙元“南人”政策早已铸就了江南文人士大夫身上一种习以为常的处惊不变、孤傲清高的气质，并形成了隐逸淡泊的群体形象。以苏州为中心的吴中地区文人留下的以诗文自适、书画自娱之浓郁遗风，成为明初文人士大夫仰慕的传统，水墨写意像和风细雨一样顽强不息地滋润着江南的土地。

　　本来，元蒙帝国垮台，大明王朝建立，对于汉族本位主义的江南士人来说，未尝不是件令人鼓舞的事情，“南人”的卑微地位从此得以彻底改变。然而，苏州是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与宿敌张士诚（1321～1367）对峙搏杀的沙场，这位出身卑微的开国皇帝将1367年在苏州久攻不克归咎于江南的文人士子，并一直为此耿耿于怀。因此，立国后的朱皇帝一直以极为残酷的高压政策统治着这片土地，对自古崇尚风雅的苏州士人抱有太多的成见和戒心，不仅籍没当地豪富的田产，还将他们大批迁徙内地，制造了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杀戮事件，致使明初文人尤其是江南士人心惊胆寒，留下了深深的苦楚与难以忘却的伤痛，并由此加剧了他们对政治的蔑视和仕途的冷漠。因此，受到重创之后的江南士人大多仍保持着元末以来隐逸淡泊的生活方式。

　　其实，正是明初残酷的政治局面和粗暴的文化政策，造就了江南士人依然与当权者的不合作态度，勾起了他们对为避乱而隐逸于此的那批前朝先贤之品行、才艺的崇敬与怀念，徜徉山水、乐志丘壑是他们理所当然的选择，并顺其自然地延续和推进了元代江南文人书画的风格。如果说冷逸淡泊的文人书画风格已成为元代中后期书画的主流，那么明初江南士人书画依然延续着元代书画的这一风貌，不但因为书画的传统是一脉相承，而且因为心境的惨淡悲凉同样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