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国际残疾人日”,但面对杨振兴,我不会使用诸如“身残志坚”之类的大词来指认他。杨振兴以一己微薄之力,殚精竭虑挖掘、保护、弘扬巴蜀书画、篆刻艺术,为人做嫁衣,其情怀与造诣令人钦佩。他和他那副形影不离的拐杖,为巴蜀书画艺术构筑了一个稳定的家园。
本期嘉宾
杨振兴,书画家、篆刻家、诗人。号漏仓,别署龙泉山人,1951年10月生于成都。中国书协书法第九届李刚田篆刻研修生。编、著各种书画篆刻著作近百种,对整理、传承巴蜀书画篆刻艺术功不可没。后因受伤致残,但沉毅自强。个人传记收入《中国篆刻家大辞典》。现为四川省诗词学会理事、四川省书协会员、《明月藏鹭》执行主编、四川戊子书画院副院长、成都市残疾人联合会文化艺术中心书画院常务副院长兼秘书长。
采访手记
(2012年11月27日)
我与杨振兴在电话里约定了见面地点,也许我听错了,久等不至。只好再打电话,他说来接我。他驾驶着一辆残疾人专用三轮摩托,带着我在二环路的施工工地之间娴熟地迂回前进。来到营和街的一幢居民楼,他从摩托车上取下一副双拐,上楼较为迟缓。他一再向我解释:家里挺乱,请包涵。
一进屋,似乎就觉得杨老师讲的不是什么客气话。无论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赠送的书画作品,估计有数千件之多,摊开的卷起的悬挂的,连同书籍、字帖、杂志,堆放在画案、板凳、窗台、柜顶之间,他好不容易才腾出一个可供我落座的地方。我好奇地问起他的号“漏仓”有何来历,他环顾上上下下的书画,说:“这也是书斋名,我的世界就是一个仓库。但是这仓库远远不能与很多文人的堂皇书斋可比,我这太简陋了。我取名于此,还含有东西流走的意思。”
人间聚散本无常,何况是书画。其实人生的聚散本来就存乎一念之间,不要说是活着分离了,“散去”也许就是另外一种层次的归属。杨老师显然属于经历极多之人,他不温不火,一抬手,指着大堆书卷说:“我这里有宝贝!”他指的是他收藏有几十位近现代巴蜀名家的真迹,他说,我要给你讲一个颇为神奇的故事。
“30多年前,我每日往返于成都青羊冰厂与锦江大桥。南门城边街是必经之路,城边街口为旧时城门处,有一邮局侧有农资公司门市。店前有开阔地,常见有三五收荒匠摆摊买卖杂件、瓷器、字画等,我常常经过却很少问津。一个礼拜天我见有数人云集,其中有一老者将一卷字画向收荒匠出售,要价太高未能成交。我对字画甚为偏爱,与老人闲聊,知其姓陈,所卖的画为《开唐十八国公图》,要价360元。画卷为六幅条屏,每幅由三张尺幅斗方组成,皆为工笔人物并用蝇头行楷介绍各位国公成就,绘画、书法、文笔兼善,乃是难见之艺术珍品。闲聊中我知道老人是晚清成都某著名餐馆后人,因家中急需用钱,寄望将先父所藏字画出卖以解燃眉之急。恰逢我当时偶得一辆凤凰跑车购买证,筹有200元准备提车,感于诚意,老人亦在万般无奈下同意成交。后来我还为头脑一时发热而后悔,要知道当时能骑凤凰车有多么风光。200元加上一张购买证,是我大半年的全部收入!
1990年代初,猛追湾文物市场兴起,我常常往返其中。翻出那幅字画托书画家江苹先生出面,请当时某画院有关人员鉴定,一致认为是清代中晚期作品,还有人认为是当时日本学者所为,因画者无名,当时自然价值不大,于是重锁柜中。2000年以后,随着藏品增加与交流,我的鉴赏水平也进步了。重展画卷,十八位开唐功臣历历在目,品相完好,精美之极。我想到当年将此画转让的陈姓老人,如还健在,应当百岁之上了。感谢他当年冒着极大危险保护此画得以传承,同时也要感谢那些节衣缩食保存文化艺术珍品让我们今天得以欣赏的众多民间藏家。”
听到这里,我不禁打量着“漏仓”的上下左右,尤其是他近乎义务地为书画家们编辑的各种书法、金石集、画册。我不会使用诸如“身残志坚”之类大词来指认杨振兴,他以一己微薄之力,连同那副形影不离的拐杖,为书画艺术构筑了一个稳定的家园。
对话
他用双拐为书画传学识,播情义
幼年几乎是“赤脚大仙”
记者(以下简称记):阅历总是来自经历。请谈谈你的经历。
杨振兴(以下简称杨):我出生5个月父亲就病逝了,我对父亲没有任何印象。我母亲是家庭妇女,靠捡垃圾卖废品拉扯我们4个孩子。那时我们住在武成大街。1959年,我在四圣祠民办小学读书。后来我们搬到水东门,在那里结识了很多老人,从他们那里知道了很多老成都掌故,让我终身受益……
记:那时生活很困难……
杨:我幼年几乎是“赤脚大仙”,母亲不知道从哪里为我搞到一双皮鞋,那可是我平生的第一双好鞋子。没穿几天,一脚踩到水里。我把鞋拿到东校场边的城墙瓦窑去烤,把鞋烤变形了,心痛得不得了,只好继续当“赤脚大仙”。更不幸的是我得病了,脊髓炎,休学一年。最后病虽然好转,但身体差到极点,就决定拼命锻炼。
记:是不是开始习武?
杨:对头!那时成都流行“操扁卦”,我知道的就有武术高人侯坦、何草药等。我和伙伴们一早醒来不敢去敲对方家门,每人手臂上套了一根绳子,一头放在门外,一拉就醒了。我们练武,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从不间断,我的身体逐渐强壮起来,到后来我在街头“抢手”,可以对付好几个人。后来又因为受伤,加上脊椎病,行走才困难的。
与笔墨结下不解之缘
记:你什么时候与书法结缘的?
杨:“文革”时期,我在132厂亲睹一颗子弹打倒3个人的惨剧。回家一说,母亲就不准我再出门了。在家干什么呢?那时我认识了梁伯言老先生,他是诗人、书法家,他建议我写隶书,并加以指点。这一写就是几十年,我与笔墨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你何时认识童韵樵先生的?
杨:我1974年到泸定当筑路工人,干了5年。即便环境恶劣,我也是练字不辍。1979年我调回成都青羊宫冰厂,开始画国画,某天听说童韵樵先生在锦江宾馆对门开设了一个书法班,李树人为他打点事务。我交了十几元学费就跟着学习。童韵樵(1918—1988)又名童发文、童鸿藻,成都人,客居绵阳,7岁习书,9岁就在三益公华瀛大舞台举办书法展。他习书艺60余年,晚年把篆、隶、楷、行诸体杂糅一体,其书艺更具个人化韵味。童老师是颜体字高手,我就从写“永字八法”开始。当时童老师住水碾河,1986年开始我几乎每天去看他,为他做饭,看他写字作诗,揣摩其心法,我的技艺由此获得全面提升。
记:何时拜葛墨安先生为师的?
杨:葛墨安先生生于1917年,湖北人,抗战后定居成都。他与革命先烈李公朴关系极好,他的书法、篆刻功底极深,所刻《心经》是晚年经典作品。我拜会他时,他还住在交通厅大院。他写字有个习惯,要写的内容全部背得烂熟于心,这样写出的字行云流水,无碍而包含气韵。我沐浴其间,高山仰止,他的造诣、人品深深影响了我。
笔法里的武学与心法
记:我早年采访陈子庄先生的晚期弟子王发强,谈到一件事。1972年,郑州一老先生对王发强说:我一直在注意陈子庄这个人,表面上他的用笔有点杂乱,但细心揣摩,发现他的笔法伸缩自如,内蕴刚猛力道,我觉得他有一个心诀“如动不动”,功夫由动修炼到不动,我推测,他的武功修为很高……
杨:这是知音者言。他能从笔法里悟出子庄先生的武学造诣与心法,不得了啊。子庄先生倾力山水,他说过:“中国的文学、医学、音乐、舞蹈都是哲学的体现。最高境界的山水画,常人看不懂,因为它也是哲学。中国不叫"风景画"而叫山水画,本于"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是人格的体现。有仁无智,不能改进社会;有智无仁,则为谁服务?山水,生万物以养人,一动一静,一阴一阳。整个人类的存亡发展其实就系在这山水上面。”因此山水画不等于风景画。他的山水不是风景的描写,而是一己的内心刻画,他不看重景点的秀雅雄奇而注重“相看两不厌”的深沉。他那有关巴山蜀水的事与思所凝成的深重墨色里,有着生命不堪承担而又勇于承担之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心结,在他笔下亮出了凸凹的锋棱。我乃后学,我后来还拜杨天鹏先生为师学过骨伤科,武学与医理阴阳变通,在我的书法里,的确也有武学的痕迹。
记:在国画一道,你还向大师周抡园学习过?
杨:1986年左右,我姐姐认识周抡园女儿,我由此关系去槐树街拜望了他,他个子不高,精瘦而矍铄。他是河北人,早年考取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受教于萧谦中、萧俊贤、齐白石等名师,与王雪涛、赵望云、刘开渠、李苦禅等为同学,毕业后应蔡元培之邀留校任教,与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等同事。周抡园的绘画早年深得古法,格多高妙;中年率先写生,力创国画新境界;晚年将“积墨”“泼墨”相参,苍茫沉凝,气势磅礴。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正如李可染所言:“把传统的绘画和现代生活有机结合”,这谈何容易,而像周抡园先生那样结合得“很恰当”则更不容易。“恰当”对于艺术家来说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周先生认为我功底不错,不像对有些弟子那样从基础开始,而是叫我临摹他的画稿,如此下来,我的国画境界大开。
记:你曾刻有一方印章“断翮思霄”,也许是你名字的又一转喻吧。
杨:我不良于行,但自我鞭策、自强不息的精神对我而言不可一日懈怠啊。
善要人知非大善
记:我在成都书画界不少人那里,听到关于你的不少义举。
杨:我是尽其所能,一如“漏仓”。把自己多年来对书画、篆刻的学识与情义,播之于社会。我近乎义务地先后为人整理、编辑了几十个册子,诸如《松风寒剩稿》《明日藏鹭》《锦城五百咏》《浣花诗词》《成都市残疾人书画家作品集》等,也义务为残疾人、残联等写字、编书、刻章,还先后撰写了上百篇书画分析文章。我记得古人言:“善要人知非大善”,所以,尽管我靠写字篆刻要供养夫人和一个大学生,但为别人做了事我心里很快乐,这就足矣。我曾说过,艺术这条道路,对我而言,选择即是不归路,须一走到底,永无止境。我走到今天,于书法、国画、篆刻一道,应该说,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心法。
记:你十分熟悉巴蜀书画源流,如何看待现在提出的“巴蜀画派”?
杨:“巴蜀画派”是近年提出的,其实它一直存在于四川文化长河中;它并非某一个技艺派别,而是具有强烈地域文化特质的风格卓异的大群体。有人认为它来自“海派”,其实并非如此,这是传承而来的。四川是移民文化彼此碰撞、消解、取长补短而来的,这决定了四川文化融汇、包容、创新的特点。但是,四川文化又具有“消长”特质,就是俗话所说的窝里斗,这一现象民国时期就存在。山头太多,彼此不服气,造成了很多具有一流特质的大家,名声难以走出夔门,为天下人所知。像周抡园先生这样的人,如果一直生活在北京,他早就名满天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