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神其真——花鸟画的传统积淀
　　
　　和山水花一样，山东花鸟画也大量融入了儒学精神，自成一派。在山东花鸟画家中，画者与儒者精神的合一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一种仁者之心。宋代理学家程颢说：“医书言手足瘘痹为不仁，此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关，如手足不仁，气己不贯，皆不属己。”（《二程遗书》卷一上）“仁”就是人对他人，对世界的一种关心，一种兴趣，一种感知。这种对大千世界，大到泰山、黄河，小到一棵松、一株竹、一朵兰花，以一种仁爱之心，给予一种“同情的理解”，这种“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者之心，对于山东的花鸟画家们，可以说是十分熟悉的感受。这种仁者之心，是儒学精神与花鸟画精神契合的根本。第二是对道的追求。画既是技，也是道。没有扎实的技的操练，空谈论道，只能离道愈远。但是心中更高地对“道”的追求，而斤斤于“技”的考量也成不了大画家。山东的花鸟画家，在重视技的前提下，对于“道”这种形而上的存在，从来都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从来没有停止过追求。第三是对德的依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即是大地。在山东画家们看来，花鸟画是一种依托于大地的艺术，虽有鸟飞鱼跃，终是不离故土。生于齐鲁大地浓厚的厚德教、重礼仪的这种土壤中，德艺双馨，当然成为山东花鸟画家们的自觉追求。
　　
　　中国传统花鸟画，历来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视“抒胸中逸气”与“为天地万物传神”相一致，在花鸟画作品中对花木草虫、飞禽走兽皆赋予其人类的道德情操，所谓“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鸾凤孔翠，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鹜，必见之幽闲，至于鹤之轩昂，鹰隼之击博，杨柳梧桐之扶疏风流，乔松古柏之岁寒磊落，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宣和画谱》卷第十五之《花鸟叙论》)。以客观对象来展现主体的情思，并随着主体的情感变化，提炼出客观对象的主观感受的相应变化。注重对客体的观察、重视写生与强调主体性情的抒写，在花鸟画家的手中并行不悖。“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种思想对山东花鸟画坛有着巨大的影响。这种绘画理念既重视笔墨，同时又在画法上强调提炼，立志表达花鸟画中的真情实感，强化了花鸟画的入世精神，呈现出清新健朗的整体画风。
　　
　　但尽管如此，山东花鸟画在历史沿革的基础上大胆突破，形成了“新而不怪，悖而不离”的局面。例如，从题材上看，山东花鸟画有一些大家共同喜爱的题材，例如牡丹和荷花。这一方面是因为牡丹是山东特产之一，菏泽牡丹天下闻名，吸引了画家的眼球；而山东处于南北之间，又多有水泽景象，盛产莲荷等。
　　
　　另一方面，儒家入世精神和厚德思想，使得大气富贵，充满人间热情的牡丹和高洁、清凉，象征纯洁德操的荷花深得画家之心，大家都爱牡丹的富贵大气、荷花的清水出芙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从艺术语言本身讲，画家们发现这两种花特别适应于笔墨语言探索与创新技法的采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在各自探索的情况下，画家们并不怕题材撞车，因为各人心中都有自己对荷花、牡丹的理解，有自己不同的画法。画家们在画荷、画牡丹的过程还探索出了各自不同的艺术手段，尤其是画荷塘一类题材中，水法的运用得到了突破，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书法用笔和以线为主的笔墨语言局限，使得花鸟画语言更加丰富起来，呈现出新的视觉奇观。
　　
　　从技法上看，传统的工笔画强调制作手段，写意画添加写实倾向，都是一种传统延续下的创新。而更重要的则是现代风格的出现，为山东花鸟画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在部分青年画家中，这种现代风格得到了更集中的体现。他们的花鸟画创作特别注重形式感的新颖独特，引入了重彩画法、平面构成的元素以及各种肌理的制作，丰富了花鸟画的语言，也提升了山东花鸟画的现代品位。
　　
有容乃大——人物画的包容与创新
　　
　　翻开中国画的历史长卷，在花鸟、山水、人物三类的分科中，人物画发轫最早。从中国及世界各地的史前岩画等资料来看，也都是以表现人物的活动为主题。在某种意义上说绘画的发源是从表现自身生活、表达自我情感开始的。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类思想学说就在这里汇集交融，成就了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深厚博大的齐鲁文化使得在这块土地上成长的一代代的画家身上，深深地打上了齐鲁文化的印记。
　　
　　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的现代文化运动，使得中国绘画产生了一次翻天覆地的革命。尤其是人物画，引进了西方的素描、解剖、造型、透视及色彩等多种的技法表现和艺术观念，使之与中国传统的笔墨相结合，进入了改革与创新、继承与发展、守成与开拓等激烈碰撞与飞速发展的变革新时期。特别是在建国以后，人物画作为最能直观反映生活、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得到了极大的重视，甚至不少山水花鸟画家也改画人物画，使这一最能表达人及社会生活状态的画种得到了空前发展。
　　
　　山东人物画亦顺应全国发展之大势，建国以后历经几代画家的努力，直到今天已经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当代山东人物画从“文革”后期即开始发轫，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全国异军突起，成为全国人物画队伍中的一支劲旅。它扎实的艺术功力、精湛的笔墨语言、浓郁的生活底蕴、深厚的文化积淀的群体形象得到了全国美术界的广泛赞誉。
　　
　　纵观整个20世纪山东人物画的发展历史，正可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是题材上，还是绘画技巧上都大量引入了其他绘画领域的独有元素。特别是建国初期，山东画家对传统人物绘画技巧的颠覆，为今后山东人物画的发展定下了特有的基调：有容乃大，不断创新。例如，以郭兰村为代表的传统人物画家，大胆推翻了用传统手段表述现实生活题材的绘画理念，尝试在造型上与写实性较强的现代人物表现理念相对接，在用色上追求丰富变化的层次韵律及典雅沉着的文人雅气，则比较得心应手且具有在新时代下的创新意义，并创作了代表作《西厢记》、《新编历史故事白蛇传》等。这种革新对后辈画家有着很大的影响。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便是山东人物画的时代感。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大跃进”使这一时期的画家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激情，关注生活、表现生活的艺术创作观念初步形成，人物画家们重视深入生活，尽情讴歌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朴实，重视寓意性的构思和紧扣时代的主题。其中齐辛民的《看新磨》影响较大，画面表现了两个好奇的孩子跐着废弃的古老石磨，透过窗户观看飞转的电动机器新磨的情形，新颖的构思、深遂的寓意成为了那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但山东人物画真正的突破却是在“文革”期间。在全民制造“红海洋”的过程中，美术充当了独特、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一大批业余和专业画家，在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下，进行着统一审美模式下的艺术探索，他们把自己的艺术才华在极有限的苛刻条件下进行着小心翼翼的释放。那时的所有作品都是一个样式，其突出特点是“红、光、亮”，“高、大、全”，艺术创作遵循的是统一的“三突出”原则，思维模式极端概念化，艺术手法超常程式化。这一时期的艺术氛围一方面极大地抹杀了艺术家的个性，另一方面也能使画家们展示其在特殊条件下的艺术智慧。“文革”中花鸟、山水画几乎停滞，人物画却异乎寻常地形成了特定时期的繁荣。从纯美术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人物画无论在笔墨与造型、笔墨与光影、笔墨与素描等结合方面都有不少可贵的探索，并对今天也有不少的启示意义。
　　
　　但随着思想禁锢的解放和人们艺术素养的提升，人物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在20世纪后期，传统形态的工笔人物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绘画技法上的突破则再次将山东人物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例如，装饰色彩的运用，素描造型的融入，肌理及结实体面的塑造，对民间美术的借鉴等，都丰富了山东人物画的传统文化及人文内涵，多角度、多层面反应现实生活，推动了传统绘画笔墨的现代发展。
　　
结语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于山东来说，齐鲁独特的地域特征——泰山的雄浑、黄河的壮阔、大海的浩瀚，给予了山东人豪放、刚劲、大气的性格。这种性格和这些题材，也自然而然地反映在绘画的创作当中，互为表里，成为一种主流审美取向。山东绘画，有自己独特的面貌与独特的创造性品格。
　　
　　21世纪，将是山东绘画进一步摆脱各种条条框框束缚，走向自我面貌成熟的一个世纪。老画家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形成了山东绘画既不同于京、津画风，也不同于沪、杭的海派和广东的岭南派的齐鲁画风，一种具有山东地域文化特色的绘画新面目。而中青年画家，在创新理念和深入生活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绘画的艺术语言，开拓了绘画艺术的新境界，并在全国乃至海内外产生反响，已经初步形成了山东绘画自己的面貌特征，正在建构起自己的绘画艺术语言体系。随着这一体系的逐渐建立与成熟，山东绘画，能否在现代性创造与传统精华继承之间达到更加完美的契合，以丰富多样的形式、精湛高超的技艺和努力不懈的探索，继古开新，走向更高的高峰，有待众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