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印章的款识，实是由此派生引用而来，并加以发展。古印中少见有款识之作，推其原因，恐系印质多为铜、玉，难以镌刻之故。或古印多铸，由数人合制而成，且多系工人，故不记名。或者因为是实用工艺品，„无需此举，如今天的工艺品，也很少署记作者姓名的。

     古铜印中，亦偶见印旁有凿字的，如“司马*私印”，四壁刻有“同心”、“一意”、“长生”、“大富”等篆文。

     官印有款最早见隋官印“开皇十六年”的“广纳戌印”和“观阳县印”。有人认为印背有年号始于宋代，此印年款可能是后人伪凿。其说或可信。唐官印很多，未见有款。宋以后官印多有款，系凿字，以记铸造年月和监制单位，并定方向。如“拱圣下七都虞侯朱记”，背款为“端拱二年四月铸”、“上”,“驰防指挥使记”一印，印款为“咸平三年八月少府监铸方、“上”。

     明代王冕创用花乳石刻印后，文人刻印者日多，并用于朋友之间馈赠的礼品。 印侧署款之风遂开。其时款仅二三字，或加年月。如文寿承印署“文彭”二字，何主臣印署“何震”二字，程穆倩印刻“垢道人”三字，少见长款。  至清丁敬始，款文渐长，及西冷诸家，长款成风。如蒋山堂能在印的四面刻四五百字的款文。陈秋堂能于印侧刻蝇头细书，精妙异常。完白能信手刻狂草，

飘忽神奇。近代篆刻家对于得意乏作，往往喜署款志，杂刻诗词、论印文字，或 印文出处等，甚至一跋再跋，以表示兴致。如为求者镌署作者姓名，以资留念的亦多。有时遇精美石材，不肯多刻边款，以免破完璧之美。闻吴昌硕曾为某人制极品田黄二方，不愿作款。问其缘故，答日:“如此美材，某何忍加黥玷……”最后不得已，只在顶角镌极小“老缶”二字。

     边款，作为印面的有机组成部分，随文人印的发展而发展，且多姿多采，从款文、款式到刻法，各有千秋。如文彭的行草，邓琪的隶书，西泠诸家的晋唐小楷，赵之谦的六朝造象。吴昌硕的印款有浑穆之气，陈师曾的款文则有碑版之意。 解放以后有不少作者对边款批判地加以继承，并有所发展，使款文与印面更加紧 密结合。如《长征印瀚》、《革命胜迹印谱》中的印章，印面是长征或革命胜迹的有关地名、物名，字少意难全，就在边款跋文中将由来、概况、意义等简要说

明，引发观者联想，缅怀革命先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