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八大学名朱耷，系明代皇族王孙(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朱权被封为宁王，世居江西，而朱耷则为朱权的第八代族孙，世居南昌)。八大在20岁前，因属皇族王孙，故家境生活很优越，得以受到良好的教育与书画薰陶。清人陈鼎撰写的“八大山人传”也记载说他“八岁即能诗，善书法，工篆刻，尤精绘事”云云。可知他所生活的这个王府家庭是很有些学习与交往诗书画方面的环境条件的，他本人在诗书画以及篆刻等方面也下过童子功。1645年，八大20岁时，清兵攻入南昌，明代皇族亦是捕杀对象，故世居南昌的朱氏皇族纷纷逃命躲藏，甚至改名易姓。八大也是在这一年“羸羸然若丧家之狗”(八大自语)，逃亡到奉新山中。三年后(1648年)，八大看明王朝复辟无望，便削发为僧，释名传綮，号刃庵，又自号雪个(参见《进贤县志》)。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八大最早的一份能显示其“楷、行、隶、草、章草”五体尽能的作品是“传綮写生册”上的题跋，共有十一段之多。这个写生册是他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完成的，也就是他34岁的时候(作品参见江西美术出版社 2003年版“八大山人全集”)。这五种书体的题跋，至少可看出八大在34岁时便已具有颇高的书法水平，并可看出----其楷书酷似欧阳询，行书学的则是二王，隶书出手汉碑，草书一般，而章草一看便源于索靖。  

　　他35-59岁这些年，书风也在逐渐演变，因中年阶段主事绘画，又趋于水墨写意与大写意的画风，故其题在画作上的字也多行书，为的是与画协调。而这一阶段的行书，也可看出他学习董其昌的浓重痕迹。学董之后，八大也转写过黄山谷，其57岁时所写的“行书刘伶酒德颂卷”，在落款处便明确写着“仿山谷老人书”的字样。他53至57岁在临川发病颠狂，焚毁浮屠服并还俗后的数年间，也很写过一阵狂草，用笔虽较快意草率，但气象感觉也是写过唐人怀素及明人祝枝山的。  

　　八大从59岁起，于书画作品上开始署名“八大山人”(此前署过一段时间的“个山驴”/也是他53岁那年还俗后对自己曾是秃头和尚的反叛与自嘲)。而自从叫了“八大山人”这个称呼以后，他的书画风格也随之成熟老辣起来。“八大”二字的涵义，据他自己说，就是“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者”云云(参见陈鼎”八大山人传“)，可见年届六十的八大在结束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僧侣生活以及躲避清廷追捕的惊恐年代之后，终于“原形毕露”般地重新找回了皇族王孙的气度，开始”大“起来了。而那时，清廷政权已稳，对追捕前明皇族的事情也已淡漠，此也是八大得以在俗世慢慢公开与文人墨客开始频繁交游的客观因素。 

　　正因八大的骨子里流着皇族的血，也正因从20岁到60岁这近四十年间的僧侣苦修与寂寞隐忍，当然也还因他中年以后在写字上开始更多钟情于石鼓文，古籀，泰山石经以及秦汉刻石等古朴简约的风范，他晚年的字才返朴归真，以篆书笔法入楷，入行，入行草，入草；且不择纸笔，浑圆内敛，寓大我的那股劲儿和蔑视正统圭臬的蛮横劲儿于奇犄的结字和笔画间，终于达到“无法无天”的境界了…… 

　　行文到此，我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当代许多“以丑为美”的中青年书法家，请不要忘了，八大可以无法无天，但你们不能！也没那个能力！因为八大从童年到花甲之年，是通吃通练过古人各阶段经典法书的，他有这个无法无天的资格。与此同时，他的无法无天也不是胡来的，他于文字学，篆法，隶法，楷法，行法，草法，章草法等等皆积有数十年的深厚功底，绝不是花三，五年时间临几遍或看几眼历代古人的碑帖就能够写成他那样的。写字虽需要灵气与悟性，但更需要实打实的临池功夫，否则充其量只能是眼高手低，永远是写得不如想得好。我本人便有深切的体会，就知道写不成，因为不肯下临池的硬功夫(我之于书法，由于自知写不成，故更多精力皆放在研读书法史与书法美学等问题上，也算是消遣吧)。 

　　还是天津已故书家吴玉如先生说得好：“学书，果重天禀，抑人力乎？吾以为恃天资高，每不能竟其业，盖见异思迁，遂成自画，资禀反以病已矣，痴呆又终不得超凡入圣，而后知天赋与力学，二者不可偏废也”……也就是说，太聪明的人写不好字，因为总是耐不住性子，脑瓜太活，容易见异思迁，不肯花时间踏实临写，而太愚笨的人也写不好字，这种人虽肯花时间下死功夫临池，却因缺乏天资悟性而终究不能超凡入圣。只有两方面兼具的人，才有把字写成“大家”的可能。唉，写字这事儿啊，若要写出大师成就，您别说，还真难！ 

　　2010年元月18日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