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和朋友闲谈，一人说：在书画艺术领域，一般来说历史和评价总是正确的。我对此却颇有些不同的想法，为什么？实在说来，干扰舆论的因素实在太多了：权势、利害都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舆论。试问当今天下有几个人能像西晋史官陈寿那样秉笔直书：盛赞司马懿的对头诸葛亮？何况对艺术的评价究竟不同于撰述史实，其中自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其实自古迄今不公之事所在都有，用不着大惊小怪，只是希望那些在这方面发表意见的人，应该知道一言既出，不光是抒发一己之见，也是在影响别人，是应该慎之又慎，以免造成混乱，污染视听！

　　先说赵孟頫，我自幼习书即喜赵孟頫，体验书作之美每从赵书始，所以我以为我对赵书的品评当不存偏见，我以为最能体现书作之美的是行书，所以向来推崇的书作兰亭祭侄稿、黄州寒食诗悉为行书并非偶然，而赵擅长的是小楷，其行书则远不逮同时的鲜于枢、康里子山，但赵极有才气，天赋又高，这正如书谱中所说“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赵不但工书且擅丹青，他画的着色山水、马、佛像独步当时，但他的字虽极妍秀之能，但有习气，气格不高，所以人们说赵书弱，绝不是没有道理。但尽管如此，他的书名远胜鲜于、康里诸人，这自然和他的社会地位有关，一位宋代宗室竟作了降臣，且做到龙图阁大学士，元皇帝的恩宠可想而知，正因为如此，那位和他们同时却别具高格调的陆居仁却不为人知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他们晚年时候的杨维桢，其书体势倔伟劲健别创一格，或谓开明代书法创新之先似有理据。

　　在有明二百七十多年中，才人辈出，书法有不少创新和发展，元末明初的宋克以章草融入真草行书之中，润雅而幽深，稍晚以草书名世的解缙失之过于缭绕，不足取法。其后的祝枝山亦以草书享大名，但结体过于矫饰，虽曰学黄山谷诸上座，但黄书筋骨内含，直如绵里藏针，其欹侧避让也法度森严，而祝书过嫌矫励而少韵味，可是他的小楷则称得上雄强峻刻。与其同时的王雅宜小楷称得上高出时贤通逸俊朗。可是享大名的文徵明小楷虽极妍秀却失之尖薄，所以名之显隐实难作准。说到行草书，晚明的倪元璐黄道周可说独具风貌，倪书冷峭险峻，黄书峭厉方劲，这两位殉国烈士的法书当在书法史上占有特殊位置，但与他们同时的张瑞图则以方笔侧锋别树一帜，但他却是阉宦魏忠贤的义子。而董其昌尽管书画都有很高造诣，但如果考察一下他的为人行事，轻者说他为富不仁，重者说他是文化恶棍，大概都不过分。这些例子再次说明人们在艺术领域是不大在意作者的品格的。

　　有明一代中行草方面有高深造诣的书家真可说数不胜数，文彭、陈白阳、徐天池、邢侗都有上乘墨迹留传。最近见到一幅乔一琦的草书立轴可说神定气足，是我平生见到明代草书中极为出色的一件。但乔不以书名世，这再一次印证了我上面所说显隐不足为据之说。而王铎虽是以其首创的连绵草名世，但也是降清入仕晚节不保的。而如史所传说他长于布白，而恰恰在他的传世作品中几乎所有落款题识都有局促之病，真令人觉得莫名所以。

　　清末康有为因为倡导和参与戊戌变法而名垂海内，但这不等于他的书论《广艺舟双楫》就立论允当。老实说他的书作实在让人觉得无美感可言，仔细审看他的书作，再读到他的临池经历和体会，大致可以断定他一直没有能掌握好笔法要领。他推崇张裕钊说张“千年以来无与比”，誉之过高，其实张裕钊的外方内圆，过嫌矫揉造作毫不自然，而他又贬低赵之谦说赵气体靡弱，靡靡之音这些论述都太过偏颇，赵撝叔以北碑融入行书，堂庙宏大，竟说是靡靡之音，岂非冤哉枉也？！

　　综上所述，我衷心希望世人千万不要迷信那些名人的言论，不要以为振振有词者必言之成理，持之有固，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才是金针度与之论。尊王羲之是书圣，这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但仔细比较王羲之的各种书作仍是有上下参差的。难道不是吗？因此执着追求艺术的人既要时时思考自己的看法想法是否正确，更要审慎自己的言论以防谬种流传，甚而污染舆论环境。

　　管见如是，愿就教于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