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来仰慕海宁兔床山人吴骞的博学好古。后人皆对其搜求古籍善本、校抄订讹、批注题跋等称颂不已。亦喜欢把吴兔床的“千元十驾”与吴县黄丕烈的“百宋一廛”并称，一时传为佳话。

　　吴骞收访考校古籍之余，也喜收藏书画、砂壶及古物彝器，可惜历来少有人关注。且看其所著藏书画古物的登记冊《兔床清玩录》，列有古帖十冊、法书八轴又五冊、画八十四轴又二十卷又十七冊、写照九冊、砚二十方、铜章九方、牙章二方、石章七十四方、銅器二十七件……其余竹木牙雕不计其数。如明代“吴门四家”之首沈周的名作《吴中揽胜图》就曾庋藏于拜经楼中。看来无论品种及档次都已是相当可观的了。他的收藏著作也颇多，比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撰有《论印绝句》一卷，对印史、印材及印人多有精辟的个人阐述，是一部对于印章文化颇具研究价值的书。他的另一《阳羡名陶录》，则是一部记述紫砂起源、原料、工艺及记载明清制砂壶名家的珍贵典籍，应该说有这样全面的修养，在当时藏书家中是罕见的。

　　晚清的《广印人传》和《清画家诗史》又论及他：少有印癖，间亦治印，山水仿倪瓒。虽不过寥寥数语，但已传递给我们一个信息，那就是他既能刻印，又擅画山水。吴兔床虽有不少藏书印及书画用印存世，但已难辨是否为他本人所刻，因此无从查考他的刻印风格了。至于他“善画山水”，不少记载称他学倪高士，当是有原因的。历来文人论画学所宗，非搬出“元四家”不足以显示其画之高妙，而倪云林在文人画中是公认被推为第一的，因此，挂上个“画宗云林子”，是大多数文人们所乐意的。但据目前所能见到的兔床山人书画作品，如海宁博物馆收藏的《水墨山水轴》及浙江博物馆收藏的《四景山水卷》（1795年作）、《山水册》（1802年作）及《溪桥策杖图》等作品上看，画面意境略得云林清旷高远之致，至于笔墨，自然不似。文人画是宗法气息为上的，所以吴兔床学云林是“舍其迹而得其意”，故他的作品有其个人面貌也在情理之中。乡人张宗祥先生评其作：“无复硁硁六法中，盎然书气笔端融。后来管氏追遗躅，逸兴闲情不及公。兔床先生画，不求形似，所以可贵。”这种 “不求形似”的逸品笔调，正是文人画“画外求画”的宗旨所在。

　　晚清海盐朱彭寿跋兔床山水云“先生潜心著述，于绘事初非专长，然兴之所至，往往纵笔山斋，随意挥写，神妙超逸，卓然成家，一时墨迹流传，靡不珍如球璧。”“于绘事初非专长”，此语似另有所指，想来朱彭寿知道吴兔床忱心于书画的时间相对较晚吧。余姚人朱文治（1760—1845）也曾在《吴槎客明经以手画山水见赠作诗志谢》中赋云：“诗曾索写屏幛新，画忽摹成林壑密。早年工诗晚工画，画意都从诗意出”，这里的“早年工诗晚工画”，也是一证。朱文治是吴氏同时代人，时任海宁州学正，与吴兔床当有交往。吴兔床还有一方朱文圆印“耄而学画”，古人七十称“耄”，据此印文推知他应是在晚年学画的。

　　书画一道，历来文人只当作读书著述之余事，聊以自遣而已。吴骞作画仿倪高士，也合乎他的文人审美情怀，偶尔戏笔为之，故其作品当时流传就很少，时至今日已是凤毛麟角了。目前所能见到的作品大多为小品、册页一类，很少落款题字，多数只钤朱文“吴氏兔床书画印”、白文“拜经楼”等印。或款字印章两者皆无，经后人鉴定确认者亦有。清末金兆蕃就说：“（吴骞）余事作山水，清远高简，翛然意出物表。顾流传甚尠，伯迂尝言见长卷二：一为《富春山图》，一为《荆溪载石图》。大轴二：一写《黄冈太平寺》，一图《桃花源》”，伯迂是吴兔床的四世孙，所能见到的先祖遗迹也不过仅此几件，可见他的墨迹存世数目之少。吴兔床工山水之外，人物画亦精善，如浙江博物馆所藏《乾初先生竹节冠像》，线条波磔有致，敷色典丽，人物态度极为传神，是他传世极为难得的人物画作品。

　　吴兔床的书画修养得益于他广博的学养及品类繁多的收藏品滋养。因此，画画一道虽不是他的营生手段，偶尔墨戏，笔调高旷，意境清远，却是一般的专业画家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嘉庆己巳即1809年，吴兔床时年已74岁高龄，腰脚既乏，每窗明净几，披图展卷，聊当卧游，这是何等的闲逸。人生快慰，于此足矣！

(小凌 来源：海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