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画家学画家
孙景照
不少画家一生坎坷,石鲁尤盛。石鲁是典型的性情中人,喜怒哀乐都由性格决定,作品也多由性格产生。石鲁名子中的“鲁”是指鲁迅,名子就有《呐喊》之意,喜笑怒骂自由之。本来他可以安安逸逸地继承一份家产,而他却投身革命选择了延安,做了一名纯粹的画家,这是他追求真善美的心迹。他艺术个性突出,人称“野、怪、乱、黑”的总代表,文革中被迫逃到深山老林,做了多年野人,他却以天地为屋,大地为床,"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仍然进行书画创作,大自然的原始之力反铸就了他的天地阳刚之气,他提纯了大自然的美。正是他这种倔强的性格、直率品格和坎坷经历产生了他“大风吹宇宙,红日照高山”的境界。
梵高是荷兰著名的印象派画家,梵高生前穷困潦倒,他的画并不被人重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作品是冒着生命危险画出来的。对于梵高来说,画画就是他的生命。画画就是画自己的激情,画自己对待生命的领悟。他希望找到一个燃烧着炽热的太阳的地方,因为他的心里有一团熊熊燃烧的欲望之火,随时要窜了来呼应太阳。终于他找到一个离太阳最近的地方,一片黄灿灿的向日葵,这里充满着光、空气和颤动的生命感。每朵向日葵都跟他一样在燃烧、在颤抖、在疯狂。他画、画、还是画!一直到被太阳熔化!
国画大师傅抱石作画时喜欢喝酒,有枚闲章“往往醉后”。借酒激兴,自古有之,历史上有李白斗酒诗百篇之说。酒能激发艺术家胸中的艺术因子,激越爆发力,冲破原有框架束缚。听说现在不少画家作画时也喜欢喝酒,就是从他那里模仿过来的。然而有些画家醉过多少次也没有创作出大作、杰作来。原来光模仿大师喝酒的模样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有大师胸中上下五千年之思,纵横千万里之势,若胸中无物,纵使再喝多少酒也画不出杰作来。艺术创作在激情,更在才情,学大师的一招一式,更要学大师的人品、气度和学养。
郑板桥擅画兰竹,曾有一首题竹诗很有名:“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特别是最后一句写得很倔强,也很无赖。郑板桥被称为诗书画三绝,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乾进士,任知县多年,官未做大,艺术个性却很突出,被称为“扬州八怪”之一,他的“难得糊涂”更出名。今人称其为怪,多因为他有很强的艺术个性。而在当时,由于他对政治游戏规则不太遵从,对官场逻辑难得深入研究,个性倔强而少于圆滑变通,作为画家的郑板桥多活在性情之中,产生的艺术作品多为虚拟,在世人眼里是虚而不“实惠”,加之与当官者持不合作的态度,被世人称之为怪也就见怪不怪了。在有“官场赛黑道”封建社会的官场中,对于一个文弱的文人画家,最后也只能 “难得糊涂”和“任尔东西南北风”。在我看来,怪也正常,不“怪”更正常。
不同的人欣赏陈子庄的画结果会不同:不懂画的人会把他的画当成一杯白开水给倒了;喜欢视觉刺激或急功近利的人一定没有耐心;识度宏远、悟得玄机的人肯定如获至宝。鲁迅有语,大意为:悲剧是将美好事物毁灭给人看,喜剧是将丑恶事物撕破给人看。而陈子庄的画既未将美好事物毁灭也未将丑恶事物撕破,所以他的画既非“悲剧”型的崇高又非“喜剧”型的幽默,所以不易引起共鸣。有人说他的画有点象小品,还有点象,他的画象把糖溶到水里,无色却有味。陈子庄的画境界冲淡,神韵机格俱高,重灵感,讲机趣,心量博大,识度宏远,幽微所至,有物有情,平中见大,与中国老庄之道的入精微至广大的审美情趣相一致。所以欣赏陈子庄的画要象喝功夫茶一样细评,才能渐至佳境。
李伯安,称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一点也不为过份,他的作品震撼人心,崇高伟大,沉甸甸有份量。一是因为他作品中完成了民族精神的升华。二是因为画家把他本人的灵魂与肉体都溶到了他的作品之中。二十世纪是主张有为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名利场,有些画家,象做生意一样经营自己,美其名曰“功夫在画外”,今天在南京,明天到美国,捣买捣卖,今天与戴安娜合影,明天与奥巴马同塌,言下之意我也为世界级重量人物,欺世盗名,这些人与李伯安这样的画家不能相提并论。
亚明是江苏已故老画家,原名叶家炳,参加革命后改为亚明,凡事不争第一,但要第二,为亚;做事要光明磊落、肝胆相照,为明。穿于老画家一生奋斗的轨迹,也融注于老画家几十年对艺术的孜孜求,值得我们学习。艺术不象体育那样有最高规则,有好坏之分,但无最高标准,这符合艺无止境的哲学道理。
刘徐之争,曾为二十世纪艺坛公案。刘海粟和徐悲鸿都是大师级人物,按刘海粟较之徐悲鸿,华丽有余而厚度不足,刘更趋横向跨越和外在表现, 叛逆大、胆量大,作品华丽、潇洒与跋扈,但其超凡天赋,才气在其作品中都能透露消息。而徐则更重纵深,是踏实苦学派,作品更重、更厚、更倔强、更有责任感。徐悲鸿较之刘海粟灵气稍弱一点。这与两位的人生经历有关,刘海粟是豪门巨富的富家弟子,而徐悲鸿出身贫寒。不管怎样,刘大师的大胆叛前贤和徐大师的一意孤行的苦学精神都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
吴冠中的《笔墨等于0》曾引来一场画坛震动,成为画坛一时间的笔墨官司。但我看出来吴先生原意并非就是要做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多数是就具体的创作而言的,而非一般普遍性,从创新的角度立论成分较多,是思想中的触动,而非有意否定。其实说是一方面,关键看怎样做,毕竟是吃中国奶长大的,全盘否定也做不到,他的作品形式是西方的,神韵还是东方的,这就决定他的观点重在破,焦点不在立。
朱德群是现代旅法画家,在异域文化氛围中取得成功,但朱德群的成功却得益于东方文化底蕴,他的画形式是西方的抽象,内核却是中国的抽象,是中国的唐诗宋词元曲的内在美,是远古的天地玄黄,是《易经》中的宇宙观,是老庄之道,值得现代画家思考。随着改革开放,曾有一时间不少人对中国画的前途喋喋不休,对西方文化持跪拜的态度,而对中国传统文明欲除之而后快,贝多芬的《命运》是高雅的,而阿炳的《二泉映月》却不值一提。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自己成长的土壤和环境,其文化都有优缺点,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尊,或一时因经济还不够发达,就什么被人强奸,就是时时跪着,百依百顺也不会被人注意。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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