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美林艺术大展前不久已以他向国家博物馆捐赠20件作品而“辉煌”落幕。据称，他近期已“将自己创作的几千件作品捐给了国家”。当然，在业界中观察这么些年来，我觉得有的“慷慨”已经成为部分“名家”沽名钓誉之举，特别是部分动不动就能“画万张画”的国画名家，一出手就是几十上百成千，我都担心他们一年半载的就能把全国国有博物馆、艺术院、美术馆给捐赠一遍。大家对一些艺术场馆中专设的“XXX捐赠艺术馆”或专开的“XXX捐赠艺术展”应该深有印象，那些质量甚次的，确实给我“浪费资源”之惑。一个人如果有钱，从私人的角度，他怎么弄自己的场馆，不在本人议论之列。“家”而有“名”者，都想享一个“流芳后世”之誉，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本、资源弄一个自己名号的美术馆、艺术馆，“捐赠”成了一举两得的捷径。

　　这种与“质量”相关的现象，让我时时想着这样一个问题：建国后算起，我们的美术馆里，包括无当收藏、收赠，该收了多少“废品”？虽然，捐赠名义上都是“无偿”的，似乎人们很难非议这样的“高尚”；但是，那些艺术场馆空间毕竟是公共资源，也是无偿的吗？常年保存、护理的花费也是无偿的吗？这就提出了一个“什么样质量的藏品、赠品才值得公众纳税保藏”的问题，此必涉及程序、标准、门槛。在我印象中，国外进行艺术捐赠是有“规矩”的，你要捐赠达·芬奇、凡·高、毕加索，热烈欢迎，毕竟是“历史定论”名家，时间给出了公正“标准”；你是活着的，要捐赠，好，让我们场馆的或者特别组织的艺术委员会什么的评估一下质量、价值。但是放眼国内场馆，一直存在着我持批评态度的那个问题：基本上没有体现公信力的、执行公正程序的收藏制度。我们的美术馆、博物馆有董事会吗？有有机糅合专家、公众、行政人员等代表的评估、监督机构吗？这么多年来由“独权”的馆长、艺术总监等说了算的收藏，其造成的“废品堆积”该有多少？无须调查统计，近期的故宫系列事件，暴露出来的因为符合公共利益的管理制度的缺失，馆藏方面的“得”与“失”——无论“实物”或“意义”——不正证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吗？

　　本短文无意评议“韩美林捐赠”，但确实想引出另一个与其作品“评议”相关的话题。

　　去年底，媒体刊登了余秋雨在韩美林展览上的“祝词”，余不但代表自己还代表“所有人”说：“我想，所有进入韩美林艺术展览大厅的人”，参观“一个如此辉煌的展览”，“心中都会想到一个现在很少用在当代艺术家身上的词汇，叫‘伟大’。这是一种真正的伟大，让我们魂魄俱夺，这种恢弘的气势让你怀疑它产生在当代，也让你怀疑它产生于一个人”，“这是一种罕见的伟大”，“对于韩美林所创造的伟大，我们不要做一般意义上的笼而统之的划分。我觉得他是汉唐雄风在当代的展现”，“让当代人觉得我们民族文化的伟大。”他引用冯骥才先生对韩美林“这是一个人的敦煌”的评语，无以复加地渲染说：“一个人的敦煌，千年后的汉唐。”

　　非常遗憾的是，在尽情“颂词”里，余秋雨并没意识到他提出了一个“悖论”。在提出我们为什么“没有极富感性的文化感动其他民族”、“为什么中国文化总是让老外产生隔膜”的疑问之后，他给出的理所当然的答案是：“韩美林给了我们启发，他的作品以及类似于他的作品如果能够不断地呈现的话，人们对中华文化的感悟就会大大不同。”可是，恰恰没有足够的(国外艺术史、艺术评论或艺术拍卖数字等)事实证实韩的作品是“外国人感到欣喜的作品”。韩的作品早就“不断地呈现”好几十年了，若真如此多个“伟大”，为什么不早早“感动世界”？韩美林曾主持设计“奥运福娃”，他的艺术形态也基本可纳为“福娃审美”，连“数量”上也是同式，这一组在隆重的奥运开闭幕式中消无踪影的艺术样式，倒是一定程度证实韩美林的作品也不轻易能“感动国人”，“感动后代”就请余先生且慢预付“眼泪”吧！

　　确实，中国艺术一直存在一个“普世隔膜”难题。别说韩美林了，我们曾经拿出像齐白石这样真正的“国艺大师”也不能解决这个难题，这其中，除了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沟通疑题外，我认为有一个很大的关系是，我们的艺术不能很好地解答“老外”提出的疑问：那些重复的极富“表演感性”的笔墨，何以承载艺术赖以立身的“创造性”？看来，余秋雨是不是还得再深入论证，韩美林如何通过重复琢磨那些司空见惯的“民族装饰符号”，证实世界上存在一种有别于“普世”又不同于“民族”的，“既民族又世界”的“创造性”？

　　所以，余秋雨大可不必这么急着“非常希望中华民族的艺术能够像韩美林先生一样以更多感性的形式、感性的力量，让大家真正感到震撼，这样的话，我们的中华文化就会迎来一个更好的时代”。我认同活在这个时代里的每个艺术家，他们的辛勤劳动都应该得到客观评价，事实上每个艺术家的劳动或多或少都对这个时代的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但是自己豪言或帮别人豪言谁的艺术必然背负着宏大的“迎来中华文化更好时代”的宗旨，甚至言实已经完成这样的重任，如此空洞的结论和关怀是依靠什么逻辑推导出来的？

　　跟余秋雨警告的“千万不要把世俗的东西等同于伟大，更不要用世俗的作品来否定伟大”不同，作为一个专业观众，我认为韩美林的艺术恰好“过分世俗”，因为“过分”，所以讨喜了一些人，完成了一种“世俗之用”——也就占有了、行销于那部分“世俗市场”。在我看来，韩美林的艺术可以概括为“两性”：装饰性和仪式性。当然，因为设计专业出身的原因，他应用了一些现代设计的手法来处理这“两性”。对应着，其作品可归为“装饰小品”和“政治礼品”两种形式。前者，就如韩美林的一些作品很合适选入小学美术课本的“传统艺术”单元，很合适发展为像福娃这样的民族特色小玩具、工艺品，很合适作为装饰图案放在邮票上，等等；后者，韩美林的作品可以制作成什么鼎啊碑啊成为庆典礼物，也可以画成有吉祥象征意义的马呀鱼呀送给对应的台湾政治人物。有意味的是，这“两性”从“世俗”的角度看，往往又是恰好有重合和结合，犹如“福娃”这个结晶体。多年前媒体曾报道韩美林建议广东佛山市建一个“大佛像”(建议之后由谁来接工程很有学问)，“佛像”这种世俗装饰物全国不少，若又由行政部门主导，这样的“仪式”全国常见。从社会学的角度讲，民族符号、国学、国艺、国技等“饰物”，盛世之下已普遍提升为“政治仪式”，泛滥出了一个庞大的“世俗市场”。韩美林本身是一个“民族符号学型”艺术家，又有政协常委身份，其艺术活动政治人物也给面子捧场，可谓恰到好处地群众喜闻、官员乐见。总之，只能说韩美林的艺术起到了一定范围的“民族符号、元素认知”社会功用。

　　正如我言及的，这种“时代局限”有其合理性，我们还需要更多时间进行艺术飞越，我不会因此而心生余秋雨感叹的“悲凉”。反而余先生“把世俗的东西和伟大的东西完全混为一谈”，乃至将世俗的东西提升为伟大的东西进行毫无节制的“歌颂”，这样的行为倒颇让我觉得“悲凉”。此之“悲凉”，不独因一个余秋雨带来。一段时间以来，已见识过像余秋雨、贾平凹、冯骥才等这样的名人，偶会跨界到美术界来为美术家、艺术活动唱赞歌。他们或自称“书法世家”深得真传四处题字，或业余爱好被称“书画名家”时展雅兴，皆可好之为之。但他们以文学成功的自信夹带“名家”所具备的影响力赶到美术界来“捧场”，其“空洞的、无价值的、外行的思维和话语”谱就的“颂歌”，在广泛的公众范围里已产生很大的不良影响，是为健康的艺术生态之“害”——此与整个文艺批评界长期深受同类病毒传染的情状之间无不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作者系广州美院教师　苏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