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邦达先生与谢稚柳、启功、刘久庵、杨仁恺并称古代书画鉴定界的“五老”，随着徐邦达先生的仙逝，五老已尽归去，那个时代亦已终结。

在这个赝品伪作横行、圈套猜忌遍地、权钱可以买卖真相的艺术品市场中，“长沙壶王”、“金缕玉衣”、“汉代玉凳”……频频出现的鉴定丑闻早已让人们对所谓“鉴定专家们”嗤之以鼻。而就在此时，真正的鉴定大师却走了。

2012年2月23日早上8点35分，中国书画鉴定泰斗、有“国眼”之称的徐邦达先生安静地走完了他的跨世纪人生，享年101岁。徐邦达先生与谢稚柳、启功、刘久庵、杨仁恺并称古代书画鉴定界的“五老”，随着徐邦达先生的仙逝，五老已尽归去，我们不得不感慨：那个时代终结了。

“徐半尺”的百年光华

在故宫博物院发出的讣告中，徐邦达先生的称谓有：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西泠印社顾问、九三学社社员、中国书画鉴定大家、著名的书画家、诗人。书画鉴定界敬重徐邦达为“华夏辨画第一人”，称其为“国眼”，又因为徐先生往往能“画展半尺，真伪已明”而得了一个“徐半尺”的雅号。

但是，在熟识徐老的同行和晚辈们看来，这位体重还不足百斤的清瘦老者，更是一位一生痴迷于书画的老顽童。

1911年，徐邦达出生在上海一个富庶的儒商家庭，在幼年时便有机会接触大量古代书画和结交上海的藏家名流。十四岁，徐邦达开始师从苏州老画师李涛学习绘画，师从赵时学习古书画鉴定知识。

后来，徐邦达加入著名书法画家、鉴赏家吴湖帆门下，书画与鉴赏功力都得以飞跃。不到三十岁，徐邦达的书画鉴定之名就已经闻名江南了。

徐邦达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在22岁的时候，就为名画《富春山居图》验明正身，推翻了一桩200多年的书画冤案。

《富春山居图》是元朝著名画家黄公望最具盛名的代表作，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此画后被烧成一大一小两段。1933年，由于战乱，故宫重要文物被迫南迁，文物停放上海期间，时年22岁的徐邦达利用去库房观摩的机会，同时看到了两幅《富春山居图》：一幅乾隆皇帝题了众多溢美之词，而另一幅则有乾隆御笔定其为假。

但是，徐邦达经过考证发现，“真的”《富春山居图》(子明卷，后证明是明代书画家沈周的仿作)上的题款根本不合元代的规范；而“假的”那幅《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却有着明显的火烧和修补的痕迹，符合画作有据可考的收藏历史。

徐邦达的鉴定最终推翻了乾隆帝做出的判断，使那幅被打入冷宫两百年的“假” 《富春山居图》得以验明正身。后来“无用师卷”被带去台北故宫，完好保存至今。

为国寻宝四万件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当许多至交好友都选择离开大陆远走海外的时候，徐邦达却没有丝毫犹豫地留下了，因为这里才有他热爱的书画。

1950年，出身于资本家家庭的徐邦达被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破格调入文物局任文物处业务秘书，负责征集鉴定历代书画，进而重组故宫博物院书画馆。新中国成立初期，故宫书画藏品几乎为零，除了九成被带去台湾，剩下的也多被溥仪带出宫而散落民间。

郑振铎之所以会重用一个当时其他人看作纨绔子弟的大资本家之子，则是因为汪精卫在南京过六十大寿，吴湖帆让他的八个弟子每人作一幅画，由他总题，结果七个人都画了，只有徐邦达没有画，因为他坚决不为汉奸做寿，这个事情还使得他们师生关系受到了影响。

调入文物局后，徐邦达开始了他几十年的为国寻宝、掌眼的一生，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贯穿于新中国的文物和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全国各大博物馆所藏字画的一级品及故宫博物院所藏字画的一、二、三级品及参考品全部经过徐邦达的鉴定。在80余年的鉴定生涯里，徐邦达先生为国家鉴考、收购、征集到传世名迹达三四万件！

上世纪50年代，徐邦达和助手四处寻访，足迹踏遍了全中国80%以上的县城。短短数年间，徐邦达发掘和抢救了3700件书画藏品，被徐邦达“捡回”的最著名的国宝就是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的《水村图》。

1983年，国务院委托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文物鉴定组赴各地文博单位甄别历代书画，徐邦达与启功、谢稚柳、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等一起，历时八年，鉴定8万余件中国古代书画，并编著《中国古代书画目录》，成为业界权威宝典。

上世纪80年代，国际拍卖市场上出现不少中国文物，在徐邦达的全力呼吁下，国家拨专款收购到了宋代张先的《十咏图》、清代石涛的《高呼与可》、明代沈周的《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晋朝索靖的《出师颂》，这些名作现在都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谁来为国掌眼？

徐邦达常常说：“鉴定是一门科学，不仅需要博古通今的才智，更需要实事求是的品格。”今天，徐先生之所以为人所敬重不仅仅是因为其渊博的鉴定知识，更是因为其高尚的品格情操。

以徐邦达的身份地位，他的“鉴定意见”在拍卖市场上几乎可以“点石成金”，但是他却从来不会因人情、权势和利益而屈笔。不少人曾用重金收买他，希望他指假为真，换取暴利，他从来都是断然拒绝。即使是真品，藏家希望他能“给个名分”以求得高价出手，徐邦达也从来都是慎之又慎，从不轻易提笔，市场上署名徐邦达题跋的书画其实大多数都是冒名伪造的。

人们今天如此缅怀徐邦达，又何尝不是在缅怀随之终结的那个时代呢？浮躁年代，大师何在？徐老曾忧心忡忡地说：“古代书画历来造假严重、真假莫辨。等我这辈人走后，后代更没人看得懂了。”

由于艺术品市场的火热壮大，艺术品鉴定也从过去冷门学科逐渐变成了显学。目前年轻一代的书画鉴定专家都是出自学院，但现在专业院校中培养的鉴定专业学生数量非常少，而且大部分毕业后会选择去拍卖公司工作而非进入国家研究机构。老一辈鉴定泰斗们渐渐逝去，谁来继续为国掌眼呢？

故宫博物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退休老专家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批评道：“徐邦达先生退休后，谁还敢出来为故宫买东西？！已经没有人有眼力、有胆识为博物馆购买陈列空白的文物了。故宫尚且如此，其他博物馆就不用说了。”

这位老专家曾多次提出，博物馆应该积极从民间和海外找寻和购买值得国家收藏的珍贵文物，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博物馆在这方面还是做得不错的，凭借专家们的眼力从民间和海外收集了不少“好东西”。

然而最近一二十年，艺术市场繁荣了，博物馆反而集体失语了。即使是故宫，在扩充馆陈艺术品方面也做得相当不够。

“现在很多专家只会抱怨东西太贵了，说我们没有那么高的预算，根本收不起了。要知道徐邦达先生曾经花几百万甚至几十万买到了东西，现在拿出来都是几个亿的，这才是真正的鉴定专家应有的眼力和魄力。”这位老专家表示。

“上亿的东西根本不需要多高的眼力，因为是很容易看的东西才会那么贵。现在真正好的专家反而在拍卖公司，他们既能鉴定又能估价，而且还全世界地跑，去发掘好的东西。而故宫等博物馆的专家反而忙着出具各种各样的鉴定证书，离真正的精品越来越远。”他说，“徐邦达、启功、谢稚柳他们这辈人如果还在，还能帮博物馆挑一挑应该收藏的东西，而现在这样的人都没有了。”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