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增先：毕加索的东西说不定是随手勾的
发布者:admin 发布时间:2012-03-12 阅读次数:934次
 方增生 《粒粒皆辛劳》
对于很多学习水墨画的人来说，《怎样画水墨人物画》是一本不可忽视的经典教材，小小的一本册子，启蒙了许多当今在国画艺坛上响当当的人物。现任中国美协副主席的何家英说，看到画册上的那张素描时，似乎都闻到学画时扑面而来的炭笔粉和素描纸的味道，太有感情了，也太熟悉了。“方先生那本书对我们的影响可真是太大了，书里面最基本的道理能让你一下子走到正道上来。”
何家英口中的“正路引导者”就是本期主人公方增先——“新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人和推动者。
艺考前没见过石膏像
误打误撞进入美术圈
1931年，方增先出生在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父亲为当地小学教师，由于受家庭环境影响，年幼的方增先对艺术产生了浓厚的爱好。“我妈妈是农村妇女，她喜欢画绣花样，把《芥子园画谱》上面的图案临摹下来，稍作修改，就变成绣花样了。这个《芥子园画谱》哪里来的呢？因为我外婆是城里人，她有点美术方面的爱好，家里也有《芥子园画谱》、《点石斋画报》这类的书。”从小就看着妈妈对着画谱刺绣的方增先，也有模有样地开始了他的“艺术道路”。
1949年，18岁的方增先不假思考地只身走进了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考常到了考场一看，竟然摆着个石膏像，对于这个生疏的玩意儿，方增先显然慌了神——他只带了一支HB的铅笔。煎熬了一个小时之后，靠着一支旁人掉落在地的木炭笔，方增先交出了他的考卷——一张涂得乌七八糟的素描写生。令人意外的是，他被录取了。“像我这样子为什么能被录取呢？因为当时学校倾向进步的学生，一解放全部南下跟部队干革命去了，所以留下来的很少。当时文化部要求学校一定要招够多少人，但是来报考的人数还不够招收人数，等于是来一个招一个，我就这样撞进去了。”
打基本功讲求“背”
艺术情感讲求质朴
在不断学习和探索的过程中，方增先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独有的理论，他说他画画讲求的是“背”。为了更加精准地了解人体结构，包括每个骨头的位置，每条肌肉的纹理，方增先甚至跑到医学院去看尸体解剖，“一块骨头一块骨头地看”。到了后期，模特只需要在他面前站上一会儿，他的脑子里就已经有这个人的整体模型了。“我脑子里的这个人，比我眼前看到的人要准确。”谈到如今艺术专业的学生缺乏这样的基本功练习，方增先的态度是，问题还是出在老师身上，很多老师就没有这种基矗
上世纪50年代，国画的改革问题渐渐被提上日程，如何用传统的中国画来表现当代社会的变革和人民生活变化，成为新一代年轻国画家要完成的历史使命。1955年，方增先创作出了《粒粒皆辛劳》这幅表现农民收割麦子的作品，成为了当时主题性现代人物画的典范之作，也为他日后的创作铺垫了一个方向。“国家号召要注重节省粮食，粮食问题很重要。正好那个时期我到敦煌去，在路上看到北方农村收割麦子的场景，我脑子里的构思就出现了，这是典型的中国农民爱惜粮食的思想。我觉得这个主题很好，既是生活的，又是创作的。”
1983年，方增先离开任教多年的浙江美术学院，赴上海中国画院工作，到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远赴青海玉树写生，这对于自小便有胃病的方增先来说，可谓是一次冒险。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高原写生，这一坚持就是数十载寒暑交替。
在与高原牧民的直接接触中，离开故乡五十多年的方增先，仿佛一下子被什么触动了。“我一到藏区，就被他们那种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质朴打动了，他们的那种真，在我们的现代社会里，已经消失殆尽了。”正是这份来自高原的质朴，为方增先的艺术创作埋下了厚实的情感基调。在其日后创作的大量以藏族牧民为题材的作品中，这一情感也借笔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双年展创始人谈前卫艺术——
学西方要融入中国的符号
广州日报：您的《说红书》、《艳阳天》都属于非凡时代背景下的作品，那到了上世纪90年代，风气产生了变化，您会觉得非凡困惑、不知所措吗？
方增先：那个时期，西方的现代主义已经向中国开放了，原来是不答应西方的东西进来，我们看不见，也没有打算去学。等到开放的时候，我的年龄也大了，已经习惯了原来那套东西，对西方这一套东西我既学不到，也不喜欢，觉得抽象的东西就是一种形式感，似乎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年轻人一看就喜欢，他们学得快，没包袱，马上就接受了那些抽象的构图和形式。
广州日报：您创办了上海双年展，您却说“我不喜欢西方那一套东西”。
方增先：对于西方前卫的东西，我实际上是看不懂的。虽然我们搞的双年展已经算比较前卫的了，但是西方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中国的现代画，还是中国的。其实这个前卫艺术就算是在西方，除了艺术家自己，也没人搞得清楚。对于我来说，现在我只能说习惯一些了。
广州日报：坚持要办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方增先：我觉得这样做，主要是上海这个地方，是中西文化交流很重要的一个点，这里的老百姓最大的好处是，即使他们接触到的东西很怪，看不懂也不会骂人，他就自己琢磨，这是什么意思？不懂，但是不排斥。前卫艺术假如先到其他地方去，就不行。很早就有一些西方艺术家来找我，说你完全可以搞，而且唯独上海可以搞。
广州日报：您曾经说过，现在中国学西方，搞形式的东西太多了。
方增先：的确“形式”在现在的中国很流行。但搞形式是很需要技巧的，形式是可以很好看的，形式本身不是坏事情。既然你研究美术，怎么不可以研究形式呢？
广州日报：中国艺术家在西方市场得到的认可越来越多，但在国内也面临很多质疑和争论，对此您怎么看？
方增先：这个里面有一部分人他喜欢用中国的符号，因为这是现代艺术的表达方式。用古代的长衫啊，某种凳子啊，这样的东西拿出来，一般是西方人看起来好，中国人看起来也好，这部分人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有一部分人，学西方的东西学过了，完全跟着他们走，西方人不喜欢，中国人也不喜欢。因为西方人觉得你是跟我学的，你不怎么样，中国人也不知道你表达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前卫要有中国的符号，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进去，这样子会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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