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艺术宫”这个名称就像一个街道工厂出身的企业家好大喜功的创举，或者一个暴发户太太办的伪文艺沙龙。尽管如此，无论上海还是其他省市的艺术圈同仁，没有多少人愿为上海美术馆的“覆灭”奔走呼吁。一个堂堂的名闻海外的市立美术馆落到这般亡命之际无人惋惜的地步，值得深思。

    这个号称上海标志性平台的艺术展示中心长期由一群谨小慎微的基层美术官员坐镇，总体上，这个群体给外界的印象是改革进取的胆气不足，虽有理想但求无过，一切以不犯错误和明哲保身为前提。在上海之外的众多省份，当代艺术的风起云涌及推进，很多都是体制内知识分子和艺术官员以文化担当的勇气与现状的博弈而获得，比如八十年代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九十年代的《江苏画刊》、新世纪十年的广东美术馆。

    上海官方和民间舆论近二十年一直在叫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海派”精神，但实际的作为恰恰相反，不要说海纳百川，连自己城市的文化精英都不见包容。近三十年，上海在前卫艺术、先锋文学、独立电影和探索戏剧等领域一直人才辈出，在全国的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奇怪的是，他们大都不是在上海出名的；更匪夷所思的是，其他省份在八、九十年代参与前卫新潮的在文化圈的成名人物，都已被各省级的顶尖机构（大学、美术馆、画院）重用或礼聘。甚至在首都北京，参与八、九十年代前卫运动的精英如今都已分布在北大、清华、中央美院、中国美术馆、国家画院等重要位置，只有上海的官方文化体系一直拒绝本城的文化精英。

    上海美术馆内部并非没有中青年的文化精英，他们也为上海美术馆的变革作出很多努力，但近十年都一个个黯然出走。上海的文化官僚是中国眼界最高的群体，别的省份的精英只要在京城或省外小有名气，立刻就被家乡待若上宾。我多次在北京参与一些省文化厅或者宣传部领导请本省在外打拼的精英私下饭局，有些被请的精英甚至还在江湖漂泊。当然，上海的文化官员是瞧不上在国内出名的精英的，上海的文艺青年只有拿到了奥斯卡奖或诺贝尔文学奖，上海的文化权力体系才会对你敬仰。

    上海的官方体系近三十年养成了一种码头气，觉得自己的地盘曾经是东方巴黎，尽管现在文化上什么成就都没有，但内心里只服膺世界名人。像上海双年展，从来不请上海出身的策展人和评论家参与。上海的文化官僚级别并不高，但大部分人就像上海市民看不起乡下人一样，对体制外的精英充满优越感，哪怕你在全国多有名气。他们这一优越感的依据更离奇，即这些精英没有“单位”。

    上海的中层文化官员是一个市民化的人群，他们占据了国家平台，不贪污、不改革、不做文化精英、不冒险；他们的主体模式是不犯错误，守住上海码头这个位置，搞搞自己的爱好，就像以前民国的租界经理一样，做一个称职的政府“买办”。我接触过这个群体的一些人，他们总是认为北京或其他省份当代三十年取得的艺术成就都是由于炒作、拉帮结派和搞江湖的结果，只有以自己为代表的上海文化人是对艺术报一种真诚态度的。这种对上海以外的文化成就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论，不仅在上海官方的文化圈，甚至在民间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和爱好艺术的市民中大有市场，成为一种文化心理上的“上海不败”。

    文化的繁荣是自下而上的，一方面，上海的文化资源大部分集中在政府平台，市民们一代一代不待见没有“单位”的文化精英，骨子里与官方文化保持精神同构；另一方面，这个平台一直排斥从上海基层崛起的文化精英。这是近三十年上海文化衰败的主要原因，正如坊间戏言，谢晋之后上海没有电影了，王安忆之后上海没有文学了，沙叶新之后上海没有戏剧了。实际上，他们之后上海仍然精英辈出，但都在上海以外名震遐迩。

    上海人为周立波的出现欣喜了一阵，但上海从此自觉沦为地方文化。一切只为他们是喝咖啡的人群，但真正顶级的咖啡他们也未必喝过。因此，他们就像好莱坞电影《欲望号街车》中一对南方姐妹的姐姐，她觉得自己是南方优雅文化的后裔，但处在世道变局又不复南方往日繁华的尴尬处境，这个处境已经持续了三十年了。

    “中华艺术宫”这一旗帜的崛起，反映了“上海不败”的梦想。但上海要想复兴往日的繁华，应该真正善待上海的文化精英，尤其是那些自下而上的自我崛起的上海才俊。

2011年11月22日写于齐齐哈尔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