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之道的最高境界,乃是修养身心的自娱行为,不是供买卖所用的。但“以画为业意味着绘画的自娱’被分离成了‘娱’和‘被娱’,其中画家作为服务者成为‘被娱’,在这分离之中,画家的‘娱’何处安放?难道收取了银两或宝玩就算得到了‘娱’的心境?”
周之江
浙江人唐吟方,以画家名世,曾著《雀巢语屑》,旧笔记体,夥集近现代艺坛掌故,庄谐并出,颇多可采。我常置案头,得暇翻几页,适足解颐。前几天,便读到这么一段文字:
“余观晚清民国名人日记,以书画有声于时者,每至夏季皆忙于应酬画扇,郑孝胥有日写十数扇记载,亦云巨观。昔年侍蒋孝游丈(郑午昌大弟子),每岁夏日,必于深堂挥汗涔涔伏案大画扇面,供不应求,辄十来面并置案头,逐幅勾勒、点虱、铺色、渲染,循流水线生产法成批炮制,取其易而速也。”
由是联想到近闻也有流水线艺术品云云。我不懂艺术,不敢妄下断语,好坏对错,留待后人判别好了。
细揆唐先生的文意,似并不十分以“流水线生产法”为不然。盖流水线作画,姑不论水准高低,好歹还算是画家亲笔。更有甚者请人捉刀,古往今来,亦屡见不鲜。
拣书所得,照抄几例如下。
清代名臣刘墉刘石庵,以书名闻于当世,娶有三房姨太太,皆能为之代笔,据说几可乱真,外人不能辨。《清稗类钞》“艺术”卷记载,“晚年多代笔,其但署名‘石庵’二字,及用长脚石庵印者,皆代笔,瑛梦禅亦其一也。或曾见其与三姬人论书家信,指陈笔法甚悉”。
民国时,刘成禺的笔记《世载堂杂忆》说,张之洞幕府中,有个无锡人张曾畴,擅长苏体字,“为之洞代笔,几乱真”。
赵翼《陔馀丛考》引述《韵石斋笔谈》,说“东坡时有丹阳人高述,能仿公书。赵松雪时有京口人郭天锡,仿松雪书逼肖。董思白有门下士吴楚侯,名翘,后改名易,以能书荐授中书。为诸书时,思白颇拂试之,后思白官京师,诸祈请思白翰墨者,思白率令楚侯代之,仍面授求者,各满志而去。楚侯寓舍绫素堆积,多于思白架上也。然则今世所传思白墨迹,大抵皆楚侯书耳”。
有清一代,不少皇上都喜书法,且一律自视极高,动辄就要题字,多少名胜遭殃。只是,“皇阿玛”们日理万机,哪里又忙得过来,幕后代笔的就更多了。夏仁虎《旧京琐记》即说,南书房制度始自康熙朝的桐城张英,“厥后历代皆于词臣中选之,人数渐多,恩礼亦减,专供上方代笔,或书写春联、题咏书画,文学侍从而已”。
足见书以人贵,好不好,真不真,都可以另当别论。
说起来,代笔也好,流水线生产也好,大约都与供求关系分拆不开。吾国书画市场的繁荣,大约始于明清时期,也就是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期”。美术史家李万康著《儒生与画家:十五、十六世纪明朝与意大利绘画史的多维比较》说,明中后期以来,因商业经济的兴盛与繁荣,尤其是江南地区,巨商富贾数量大增,书画交易市场由是勃兴。
不过,文人士大夫之侪,终归还是把买卖视为俗务,粪土千金,志存高远。对于所谓应酬之作,有时不免马虎从事。随手引证几个例子,一则出自明人汪砢玉的《珊瑚网》,说是沈周为交情平平的某友人作画,简直“墨涩不成运”,以至于画来画去,还是“终不能掩其陋也”。另一则,是孙矿《书画跋跋》,记述文徵明的不少书画出自代笔,“唯入其书室恳其面作,乃得佳,且无伪”。
毫无疑问,吾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书画之道的最高境界,乃是修养身心的自娱行为,不是供买卖所用的。宋代画家米友仁有一则题跋说得明白:“是画之为说,亦心画也。从古莫非一世之英,乃悉于此,岂市井庸工所能晓。”
这样的评价标准下,重韵味而轻技术,也就成为主流的艺术观。流水线作画,无异于画工行径,为高人雅士所不屑甚至是不齿。
但其心态复杂之处,或为李万康一语所道破:“以画为业意味着绘画的‘自娱’被分离成了‘娱’和‘被娱’,其中画家作为服务者成为‘被娱’,而消费者通过支付一定数量的钱财则获得了‘娱’。表面上,这算公平合理,但问题是:在这分离之中,画家的‘娱’何处安放?难道收取了银两或宝玩就算得到了‘娱’的心境?”
于是,某种程度上,书画家们又好像心照不宣地认定,既然是“娱人”之作,“愚人”又何妨?
骨子里的清高表现在日常的言行上,为时人所赞许且大书特书的故事,往往是以下这一类。举个出自《清稗类钞》的例子,名画家文与,素无恒产,寄居佛寺,卖书画求得温饱。有个“富二代”拿重金求画,要求三天之内完成,文与怒斥说:“仆非画工,何得以此促迫我。”甚至于“掷金于地。其人再请,不顾”。
总而言之,中国书画家多耻于谈钱,哪怕是赖此谋生,也还是得矜持一番。不过,清人叶廷管《鸥陂渔话》载郑板桥“笔榜”也即润笔为:“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不如白银为妙。盖公之所送,未必即弟之所好也。若送现银,则中心喜悦,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恐赖帐,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
坦白如斯的,并不多见。不过,照我看来,收人钱财,敢于承诺“书画皆佳”,倒是更符合市场经济的诚信原则。
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个,是读到最近出版的《草间偷活——齐白石笔下的草虫世界》一书,择取北京画院所藏齐白石的草虫作品,其中一部分,系未完成的一百三十余幅工笔草虫图稿,乃是老人六十岁左右时所作。学者考证,之所以无印无款亦无背景,是为晚年眼力不济时所准备,待日后添补,以备赠售。这种方式,也带有一定的“流水线”性质。但齐先生一辈子就靠卖字卖画卖印为生,趁精力未衰时,先画好了,保证品质无虚,不愚弄点题作画的顾客,其行为绝对值得敬重。
承接前说,“娱人”固然不比“自娱”来得清贵高洁,但既然涉及买卖,“娱人”也要有个限度,真要搞到“愚人”的地步,弄不好“自愚愚人”也未可知。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