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曹宝麟先生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即以一手纯正的米字荣获全国首届大学生书法大赛一等奖。由此，人们自然对其书法未来发展的前景格外关注与看好。

曹宝麟1946年生于上海嘉定，早年考入华东化工学院。毕业后分配至皖南山区县城一家工厂当工人。曹先生出生在上海，但见过他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儒雅与厚重，是典型的文人学士的风范：说话语速不紧不慢，声音浑厚深沉;写字、思考问题总是优雅地抽着烟，讲究品茗，酒量也过人。曹先生当初学的专业虽是工科，但自幼受家庭和家族的熏染，对古典文化和书画艺术情有独钟。恢复高考后，先生即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成为王力教授的研究生。他的专业方向的改变和报考的导师，着实让人感到他过人的才情与抱负。

说来，我请益先生至今已逾三十年了。先生1981年自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来到安徽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工作。那时我正在安师大中文系读书，由于爱好书法，自然常常去先生的寓所请教。先生仁厚，对我们这些弟子不以为烦，总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先生不弃弟子不才，时至今日，无论是在公众场合，书信往来，抑或题赠墨宝，贯以“吾弟”相称。对此，我自感有负先生的雅誉。 曹老师是典型的学者型书家，大凡文史哲，书论，书画印，写诗填词，均有涉猎，且颇有造诣。老师不仅知识渊博，且颇具学者和艺术家的禀赋：正直、坦荡、豁达、自信。记得毕业不久，我回到母校和老师商谈出版图书事宜。事毕，我还就安徽书坛、书家和一些困惑与现象请教老师。老师解惑答疑，尤其在评品书家时，不以年龄、身份论之，也不以固有名气相论，更不人云亦云，他总是根据自己的学识和眼光从深度和高度置评，一针见血，褒贬恰允。我第一次听到老师对一些学养不深，趣味不高，哗众取宠的书家直言品评，印象特别深刻。那时，我尽管还不能完全领会老师的意旨，但粗略懂得了书法的精义和真谛所在。这对我后来追求书法审美指归和审美情趣，有很大影响。

曹宝麟老师研究学问，一丝不苟。在一般人看来，此类学人多为学究式的先生，偏执迂腐。曹老师则不然，他总能够把握时事的走向，审时度势，高瞻远瞩。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全国钢笔书法热潜流开始涌动，而且将呈井喷态势。曹老师不在出版部门供职，但他看到了这一商机，随即写信要我把握时机，及时做好出版钢笔书法字帖这块大文章。不出所料，我担任责编的钢笔字帖一问世，印数即达十万册之巨，而且一版再版，成了一本畅销书。同老师交往，除了书法收益外，对提高我的职业敏感和市场预测能力，其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好学深思，融会贯通，用在老师的身上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鉴于曹老师在书法理论和书法创作上的巨大成就，台湾友人有意邀请他赴台考察与讲学。谁知在肥办理赴台相关手续受阻，滞留在合肥。此间曹老师住在我家中。虽然事情最终未能如愿，但晚上回到家中，总是和我谈天说地，道古论今，没有什么沮丧和怨天尤人。看得出老师胸怀豁达，对政治和时事的把悟与洞悉，具有哲人的情怀。回想起来，老师每晚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从未忘怀——铺纸挥毫。只有这个时候，仿佛一天的劳顿与倦容立时消失殆尽。如果说，我手中尚存有老师的墨宝，可能都是那次留下的“产品”。记得老师有时写出得意之作时，脸上顿时流露出欣慰的神情。常谓书法能解乏解忧，解怨解怒，此言恐不妄矣!这里要提及的是，老师在创作书法作品时有一个习惯，即他每每写了一幅佳作，总会落上年款，反之，至多写下自己的姓名而已。他还一再叮嘱说，你今后办事，我的字如果能够派上用场，落上年款的可不要轻易送出去呢!确确实实，我在后来的人生经历和家事中，老师的字先后送给别人不可谓少矣，其中也不乏落款佳作。我有时想，老师的名声不可谓不大，别人对老师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如果把老师写给我的不是上乘之作赠给别人，实在有损老师的清誉!失去了老师的佳作，维护了老师的名声，得与失，当不辩自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