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学问等身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饶宗颐出生于粤东古城潮州的一个名门望族。
饶宗颐的父亲饱读诗书,母亲是名门闺秀,宗颐六岁那年,便开始练习国画,后师从画家杨栻学习绘画山水、花鸟及宋人行草、名家法帖。宗颐酷爱任伯年的作品,曾将老师所藏的任氏一百多幅作品临摹殆遍,为其日后的书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十八岁时,宗颐在约请父执辈协助整理父亲的诗文遗稿的同时,独自续写《潮州艺文志》,此书网罗潮州一千多年的文献,奠定了饶宗颐潮学创始人的地位。
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应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之邀,十九岁的饶宗颐离潮赴穗,受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职纂修,是同人中年龄最小者。
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饶宗颐被中山大学聘为研究员。
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饶宗颐年方二十三岁,完成了成名作《楚辞地理考》,提出了跟史学大家钱穆的《楚辞地名考》不同的意见,数十年后更是得到考古发掘的映证。
不久,而立之年的饶宗颐出任汕头华南大学文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并兼《潮州志》总编纂、广东文献委员会委员。
一九五二年,饶宗颐开始执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主讲诗经、楚辞、六朝诗赋、老庄哲学,同时兼任《东方文化》编辑。
一九六二年,饶宗颐以《殷代贞卜人物通考》 荣获被誉为“西方汉学的诺贝尔奖”的儒莲奖。
一九五零年代,除了甲骨学著作,饶宗颐还出版了《明器图录。中国明器略说(附英译)》、《长沙出土战国楚简初释》、《潮瓷说略》、《〈人间词话〉平议》、《楚辞书录》、《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战国楚简笺证》、《楚辞与词曲音乐》、《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等书,也有讨论香港本土史迹的《九龙与宋季史料》。他学术视野所及,选的都是极佳的课题,为中国赢得了国外汉学界的尊重。
一九六零一九七零年代,饶宗颐先后出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首任系主任兼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兼教授、法国远东学院教授……
饶宗颐六十大寿那年,出版了《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从世界三大洲搜罗文献,引入近东、西方、印度的传统与中国历史作比较,从方法到论据,都堪称世界一流,至今还是关注这一问题的最佳著作。
2 归去来兮
一九八零年,饶宗颐回到离开三十年的大陆,这次中国文化之旅是饶宗颐治学经历甚至是他一生的又一重大转折,长达三个月的实地考察使他接触到更为广博的古代文物,使他在学术与艺术领域的实践得到进一步升华。
一九八二年,《选堂集林·史林》出版,被学界誉为继钱钟书《管锥篇》后的又一学术巨著,有人称誉为“南北学林双璧”,他造访钱钟书时,钱以自己批校过的《管锥编》手稿相赠。以后饶宗颐又先后推出《固庵文录》、《甲骨文通检》、《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悉昙学绪论》、《词学秘笈之一李卫公望江南》、《敦煌琵琶谱》、《近东开辟史诗》、《敦煌琵琶谱论文集》、《〈老子想尔注〉校证》、《文辙文学史论集》等书。
当饶宗颐再回大陆时,民国的学术前辈多已凋零殆尽,季羡林已经算是老辈学者的领袖。饶宗颐除了与季羡林在梵学、敦煌学方面颇有共通之处外,还十分赞赏季羡林朴实敦厚的学风。季羡林则对饶宗颐推崇备至,盛赞饶宗颐:“近年来,国内出现各种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
饶宗颐精通诗词、书画、古乐。他的白描人物画,得到国画大师张大千的赞赏。在中国艺术史上,要将禅宗的意趣与绘画结合起来,历来是很难的事情,但是饶宗颐却将这两者完美地结合了起来。除了中国,他的作品在日本以及东南亚备受书法界、艺术界瞩目,获得了高度的赞誉。饶宗颐最喜欢画荷花。
二零零三年,饶宗颐教授将个人积累的数万册贵重藏书,包括非常珍贵的古籍善本,以及一百八十多件书画作品,捐赠给香港大学。
3 不可复制
饶宗颐认为:“以我的经验,家学是学问的方便法门,因为做学问,"开窍"很重要,如果有家学的话,由长辈引入门可以少走弯路。现在的家学已经到了末路,我觉得有家学基础的学生应该被作为特殊人才来培养。”
他认为, 要做到古人讲的“通”,首先文字就得通, 要真正“懂得字”。
谈到如何才能读通古书,饶宗颐认为,“你今天念古书, 古书里有很多巧妙。一句话应该怎样解, 有好几个层次。因为离我们的时代距离很远, 要明白它的义理, 幷不容易, 旁通别的书, 才能了解, 等你懂了另外一些事情以后, 你再来看这本书, 就又不一样”。“文本要理解, 不要误解, 很重要。因为误解很容易, 你去猜, 有时候理解不透彻, 人家不是这样讲的。我看今天很多人的毛病就因为, 他没有理解, 没有理解好, (把) 他自己的意思加进去。”而现在学生接触古文的机会极少,能理解的就更少了。
饶宗颐虽然认为为此让学童背诵古文有些无聊,但就他自己的经验,只有这样文气才能通。
饶宗颐以一人之力,为世人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轮廓,并将这一场景完美地展示给世界,然而他却如此的谦和。儒家所说的君子,庶几近之吧?
作为不世出的文化奇迹,饶宗颐是不可复制的。
(来源:杭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