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林风眠的现代人格
发布者:admin 发布时间:2011-11-09 阅读次数:1021次
(一)引言
林风眠(1900—1991)，出生于广东省梅县西阳镇。19岁赴法国勤工俭学，先进入第戎艺术学院攻读，后又来到巴黎高等艺术学院学习绘画至毕业，25岁时回国。26岁出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兼教授，同年受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27岁受蔡元培之邀，赴杭州创办中国第一个艺术高等学府暨中国艺术高等学府国立艺术院(后来依次更迭为中心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任校长，后来遭遇种种人生变故，隐居于上海搞艺术创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世纪70年代中期定居香港，在逆境中走完自己坎坷而有价值的一生。
虽然林风眠曾遭遇种种不幸，但丝毫不影响历史对他的高度评价：他深受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影响，积极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力倡导新艺术运动，勇于承担以美育教育培养和提高民众道德水准，进而促成社会改造和进步的重任。他锐意革新艺术教育，请木匠出身的艺术家齐白石登上讲台，聘请法国教授克罗多讲授西画，并提出了“提倡全民族的各阶级共享的艺术”等口号，开艺术教育之先河。他提倡兼收并蓄，调和中西艺术，并身体力行，创造出富有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的、高度个性化的自由抒情画风，为中国现代艺术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发展思路和风格典范，也是20世纪实践中西文化融合具有革新开拓精神的先驱，杰出的艺术教育家，是中国现代绘画史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林风眠对本土现代艺术的开拓创新价值，却是在他去世之后才被学界重新熟悉的。早在他去法国留学之际，实际已置身于欧洲现代主义的浪潮之中，并且是诸多现代艺术流派的集结地：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达达派等等流派，使得这个受传统文化浸染的东方青年，眼界大开，观念长进。20世纪初的中国艺术界，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经受着中西相融、新旧交替的阵痛。清末民初，不少留学西方或日本的中国艺术家接受了西方现代艺术的进步观念和表现技法，酝酿本土艺术的革新，拉开了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的序幕，出现了如决澜社、艺术运动社、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等颇具影响力的现代艺术团体，他们在30年代兴起了中国的现代艺术运动的一个阶段性高潮。
实事求是地说，近代本土艺术的改良非凡是艺术教育的革新运动，林风眠可谓建树颇丰功劳多多，他也曾受宠得势名噪一方，但希奇的是，一股莫名的力量和一只无形的大手，将他翻弄于历史的漩涡中，使他不仅从荣誉的巅峰跌至低谷，并且几近从国人的视野中消失，我们的艺术史对其记载和评价也是稀稀拉拉难觅踪迹。事实胜于雄辩，是金子总会发光。然而，这一切还是来的太迟，对林风眠的重新熟悉和再定位，也仅仅是近十几年的事。他经历了艺术人格“是与不是”的煎熬磨难，他更经历了被贬低或屏蔽的种种遭遇，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本文试图排除各种干扰，重新接近和熟悉林风眠。
(二)远渡重洋 初识西方现代艺术
从当时的社会背景看，国民政府在组织青年出国留学的政策以及实施效果而论，确有着历史前瞻性：“留学生出国是为了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造，到国外高等学府去研究专门学术，以培养专门人才，而不是接受国外的普通教育。”[1] 这项有助于推动提高国民人文素质和科技水平的举措，功在当时，利在长远。至少对于当时保守的本土艺术生态而言，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同时在艺术学习方面，通过留学(尽管是少数人)，让部分国人知道了西方现代艺术的真相，也为后来的传播造势打下基础。
就当时情况看，林风眠与其前后赴欧洲留学的年轻人相比，并没有什么非凡之处，对于一个年仅19岁的青年而言，外面的世界一切都是生疏而新奇的。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林风眠不远万里来到既是古典主义也是现代主义的老巢巴黎，好不轻易进入的法国国立第戎艺术学院(Ecole Nationale des Beaux-Arts de ijon)这所当时位居法国六大国立艺术学院榜眼之位的高等学府，所学习的科目居然是欧洲古典艺术，而被校长耶西斯Yencesse)格外看重的也是他出色的写实感觉与功底。[2]不能不说，年少的林风眠当时的求学方向有一定的盲目性，这也和他后来所走的艺术道路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
后来又在耶西斯的积极推荐下，林风眠转入法国国立高等艺术学院(EcoleNationale Superieure des Beaux-Arts)就读，并得到被学界誉为“最学院派的画家”柯罗蒙(Cormon)的工作室学习，幼年对西方绘画的憧憬使他一度完全沉迷于细致、写实的自然主义学院派画风中——
自己是中国人，到法后想多学些中国所没有的东西，所以学西洋画很用功，素描画得很细致。当时最喜爱画细致写实的东西，到博物馆去也最喜欢看细致写实的画。[3]
然而这样的学习，除了使林风眠陷入“更古典、更学院”的泥潭，实在看不出有什么进步的意义。要知道，在学院的墙外，如火如荼的现代主义烈火，从巴黎几乎燃烧到了全世界。此时的林风眠，尚未觉醒。不过，还是这位耶西斯，力图将自己深受“东方艺术”影响的情结带给林风眠，并严厉而诚恳地批评他：
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可知道，你们中国的艺术有多么宝贵、优秀的传统啊！你怎么不去好好学习呢？去吧，走出学院的大门，你到巴黎各大博物馆去研究学习吧，尤其是东方博物馆、陶瓷博物馆，去学习中国自己最宝贵而优秀的艺术，否则是一种最大的错误。[4]
坦率地说，耶西斯的观点良莠参半，让年少的林风眠如坠云雾。若果真按耶先生的说法去做，林风眠来法国求学显然是个错误，因为真正的学堂在中国。而当时的中国，除了军阀混战、民生凋零、教育落后、艺术保守外，还剩下什么？当然，耶西斯的“东方艺术”观念不知是从正面还是负面影响了林风眠，真可谓歪打正着，他开始把视线转向了现代主义艺术。也可以说，他远涉重洋的求学路，在迷魂阵里转了许久后终于被矫正归位。
20世纪初的欧洲，正是现代艺术开始盛行的时期，不夸张地说，一个月诞生一个新流派并不稀奇。现代派艺术虽然主张否定传统，但在“否定”中，又在不断地吸收东方艺术、原始艺术、非洲艺术等等异域“传统”元素，纳入诸流派的解构与重构系列。西方人解读“东方”概念，轻易在自我立场上想当然地推断延伸，往往产生对其历史文化的错位扭曲认知，这就必然造成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某种“误读”。但有趣的是，这种“误读”被林风眠“再误读”，后来有可能“阴错阳差”地造就了林风眠独特的个人艺术面貌。[5]
事实上，一个优秀艺术家的成长过程中，良好的悟性与敏锐的判定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悟性基本遗传，后天强化塑形，终成气候；判定力既有悟性基因，也有实践及阅读经验之积累，沉淀发酵，后发制人。同时，强调艺术的独立价值，淡化所谓的“教化”作用，可能会在当时和后来的社会现实中因“不入流”而担政治风险，这一点，林风眠看得深走得远，并逐步确立了自己的艺术人格和思考创作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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