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石朝阳

　　中国在唐代开始出现了专事字画生意的画商。由于当时能向皇上进献名画不仅可以加官进爵，还可以得到大笔奖金，一些精于字画鉴别又有经济头脑的人，便开始专门从事书画的收购与贩卖，从中取利。这便是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雏形。
　　中国的艺术品市场经过唐、宋、元、明等朝代上千年的发展，到清代已基本成熟，表现为字画的一级市场十分活跃。许多书画家把艺术与谋生紧密联系起来，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画家群甚至把自己的生计完全寄托在出卖字画上。

郑板桥的润格

　　1759年的一天清晨，扬州西方寺前新立的一块碑石引起了路人的围观，原来是画家郑板桥别出心裁地打出了笔榜，公布了自己字画的收费标准，全文如下：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帐。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也。乾隆己卯，拙公和尚属书谢客。

　　　　　　　　　　　　板桥郑燮。

　　可以想象，当年郑板桥润格的公布在扬州引起了多大的轰动。鄙夷者有之，赞许者有之，诋毁者有之，但更多的人却在微微一笑中接受了书画市场的这一静静革命。郑板桥雅极而俗，出此笔榜，将长期笼罩在艺术市场上的酸溜溜的腐臭气息扫荡一空。
　　其实，追根溯源，真正张榜公布润格的第一人并非郑燮，而应是明朝遗老戴易。此公为了筹款葬友，“榜于门，书一幅止受银一钱，人乐购之。”用此办法，戴易最终筹集了四十余两银子，相地葬友自然足够了。只是戴易卖字不在闹市，所以才让郑板桥独领风骚于其后。
　　闻板桥笔榜一出，书画界步其后尘者众。但润格公布是一回事，实行起来却是另一回事。郑板桥于是把他的机智、幽默充分发挥在艺术市场上，在这方面也成为一代宗师。
　　当时江西有位张真人，受乾隆垂青，入京觐见后路过扬州，当地商人都争着逢迎拍马。有一位想请郑板桥为张真人写一幅对联，为此他特差人去江西定做了长丈许、宽六尺多的大纸，携至板桥处。这纸实在太大，远远超出板桥“大幅六两”的范畴，又要为其撰句，所以要非凡地问一下价钱。郑板桥不假思考地开价1000两，来人究竟是扬州的生意老手，随口杀价500 两，不料板桥亦不假思考，欣然应允。提笔一挥而就，顷成上联：“龙虎山上真宰相。”来人赞不绝口，并请写下联。板桥笑答：“说好一千两，你只出五百两，我只好给你写一半。”来人这才发现吃了亏，情急之下又去请示大商人，商人哭笑不得，只好如数奉上，郑板桥这才写了下联：“麒麟阁下活神仙。”
　　由于是风气初开，清代前期书画市场上真正按润格卖画还是不那么轻易，一些人把字画完全等同于一般货物去交易，使艺术品市场逐步庸俗化。

　　郑板桥为什么要将其作品定在“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的价位上？清代书画市场的价格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据《清内务府档案》载顺治十五、十六、十七年间购明人画作价格资料，有以下几点值得注重。
　　一、艺术品价格可以精确计算和比较。清代内务府可以将字画定价一直计算到银几钱，如戴进《夏景山水轴》7钱，林良的《芦雁轴》为 3两5钱，表明随着书画市场的成熟，书画价格也日益精确化。绘画市场的计价精确性也影响到宫廷向民间收购字画时的定价。
　　二、绘画时尚对画价有极大影响。清朝初年，继续元、明发展之余绪，文人画日益成为画坛主流。其中尤以“四王”画派因受皇室扶植，成为正统派。以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为代表的这一画派以摹古为主旨，崇尚董、巨和元四家，讲究笔墨趣味，以技巧功力见长。其山水画风对有清一代的画坛造成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也反映在价格上。如明宫廷大画家、“浙派”创始人戴进画名甚大，但因其山水师马远、夏圭，故被归入北宗，这与以南宗为基础的“四王”画派在当时看来是对立的，因此受到贬抑。戴进作品的平均价格最低，画价最高也只有十两，最低仅值二钱。
　　三、画家之特长对画价也有影响。同一画家所擅长的画种往往价格最高，其他则较低。如明画家商喜擅长人物画，其次山水画，至于花鸟则不是他的优点。因此其作品卖价最高的是人物画，如《四侧横披一轴》30两，《洞宾轴》30两；其次为山水画，如《子陵雪景轴》25两；再次为花鸟画，如《竹鱼轴》20两，《鱼图轴》价格最低，仅4两。
　　四、画幅面积对画价影响突出。以商喜的山水画为例，取各种画幅的最高价排列：《子陵雪景轴》25两，《山水人物小横披》12两，《山水扇面轴》5两。按面积，这几幅画大致形成了10:5:2的比例关系，与画价的25:12:5的比例关系是一致的。
　　从这里不难看出，郑板桥润格并不是偶然的。客观上，在清初书画市场上，已约定俗成地存在着市场机制。